“你们都该去前线，却在这儿爱我妈妈……”

雅妮娅·切尔尼娜，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平常的一天……这一天的开始与往常没什么两样……

但是，当我坐到有轨电车上，人们已经是议论纷纷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我什么都不明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回家，看到自己的妈妈，她在和面，泪水雨点般从她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问：“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战争爆发了！轰炸了明斯克……”我们最近几天才从明斯克回到罗斯托夫，我们去姨妈家做客了。

9月1日，我们仍然去上学，到了9月10日学校就关闭了。罗斯托夫开始疏散居民。妈妈说，我们应该收拾东西，准备上路，我不同意：“为什么要疏散呢？”我到了共青团区委，请求他们尽快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吸收的团员需要满十四周岁，而我只有十二岁。我以为，如果加入了共青团，就能够参加一切活动，立刻就成了大人。我就能到前线去。我和妈妈坐上火车，我们随身带了一个皮箱，里面装着两个布娃娃：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记得，当我把它们放进去的时候，妈妈甚至都没有反对。到后来这两个布娃娃救了我们，我一会儿再说……

我们抵达了高加索车站，火车遇到了轰炸。人们都趴到了一个露天的站台上。往哪里去，搞不清楚。人们只知道：我们在离前线越来越远，离战场越来越远。下着雨，妈妈用自己的身体为我遮蔽风雨。在巴库近郊的巴拉扎拉车站，火车喷吐着潮湿而浓黑的蒸气。人们都很饥饿。战前我们生活得就很清贫，非常清贫，我们家里没有一件好东西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或出售，妈妈随身的只有一本护照。我们坐在车站里，不知道怎么办。去哪里呢？一个士兵走过来，不是士兵，而是小兵，年龄很小，皮肤黝黑，肩膀上挎着背包，绑着小饭锅。看得出，他刚刚参军不久，他正要去前线。他在我们旁边站住，我靠紧了妈妈。他问：“女士，你去哪里？”

妈妈回答：“不知道，我们是撤离的难民。”

他说的是俄语，但地方口音很浓重：“不要担心我们，你们到村子里找我妈妈吧。我们全家都被征兵入伍了：我们的父亲、我、两个兄弟。就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去帮帮她，你们可以一起生活。等我打仗回来，我就娶你的女儿。”

他说了自己家的地址，没有东西可以写下来，我们就记住了：叶夫拉赫车站，卡赫区，库姆村，穆萨耶夫·穆萨。这个地址我记了一辈子，虽然我们没有到那里去。一位孤身的女人收留了我们，她住在一个胶合板子搭建的临时小房子里，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小凳子。我们是这样睡觉的：我们的头冲着过道，把双腿伸到床底下。

我们有幸遇到了不少好人……

我忘不了，有一个军人走到妈妈跟前，我们聊了会儿天，他说，他全家人在克拉斯诺达尔都死了，他要去前线。同志们喊叫他，招呼他上军用列车，可是他站着，舍不得离开我们。

“看得出，你们很穷，请允许我把自己的军人证书留给你们吧，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妈妈哭了起来。我却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冲着他喊叫：“正在打仗……您全家人都死了，您应该去前线，向法西斯分子复仇，可是您却在这里爱我的妈妈。您真不觉得害臊！”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的眼里都流着泪，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善良的妈妈可以和这样的坏人聊天：他不想去前线，他诉说自己的爱情，要知道爱情只有在和平时期才会有。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谈恋爱？要知道，他的话里提到了他的尉官证……

我还想说说塔什干的事……塔什干——这是我的战场。我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妈妈在那里上班。它位于市中心，让人们住在工厂的俱乐部里。在前厅和观众席里住的是一家一家的，而在舞台上，住的是——光棍儿们，人们称呼他们是光棍儿，实际上他们都是些工人，他们的家人都疏散走了。我和妈妈住的地方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

发给了我们土豆供给证，妈妈从清晨到深夜都在工厂上班，我需要去领取这些土豆。排半天的队，然后把一袋土豆拖在地上，走四五个街区，我背不动这些土豆。不让小孩坐公交车，因为正在闹流感，宣布所有人都要检疫。正好是这些日子……太不像话了——不让我坐公共汽车。在离我们的宿舍还剩下一条马路时，我的力气都用完了，倒在口袋上，大哭了起来。陌生的人们过来帮忙——把我和土豆送回了宿舍。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沉重。每一个街区……我不能丢掉土豆，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能扔掉土豆。妈妈下班回来，非常饥饿，脸色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