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朝脸上开枪?我的妈妈这么漂亮……”

瓦洛佳·科尔舒克,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授,历史科学院博士。

那时候我们住在布列斯特市22。在最靠近边境的地方……

晚上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妈妈、爸爸和我。我们三个人很少有一起外出的机会,因为父亲总是忙碌个不停。他在州国民教育局工作,经常出差。

战争来临前的最后一个黄昏……最后一个夜晚……

凌晨,妈妈就把我叫醒了,只听见四周一片轰鸣声、撞击声、汽笛声。天色还很早,我记得,窗外还是漆黑一团。父母一通忙乱,收拾皮箱,不知为什么,什么东西也没找到。

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一个大花园。父亲不知去了哪里,我和妈妈看着窗外:花园里站满了不明身份的军人,用断断续续的俄语交谈着,他们穿的是我们的军服。妈妈说,这是搞破坏活动的敌人特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在我们的花园里,小桌上还放着昨晚喝茶的茶炊,突然——眼前就冒出了敌人的特工!我们的边防战士去哪里了?

我们步行离开了城市。我眼看着前面有一座石头房子顷刻间散了架,从窗子里飞出一部电话机。街道中间扔着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死去的女孩,用被子盖着。好像这张床是从哪里搬来的,摆放到了这里,一切都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子稍微烧毁了一些。到了郊外就是黑麦田,飞机用机枪扫射我们,所有人都不敢沿着道路走,都跑到了麦田里。

我们进了森林,变得不那么害怕。我看到一辆辆大汽车从森林里开出来。这是德国士兵,他们大声说笑着,陌生的语言传过来,语音里包含许多近似俄语的颤音……

父母一直在互相问:我们的军人在哪儿?我们的军队在哪儿?我自己在心中想象,布琼尼骑在军马上突然出现,吓得德国敌人屁滚尿流地逃跑了。全世界都没有和我们的骑兵军旗鼓相当的——前不久父亲还对我这样说。

我们走了很久。深夜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子,人们给了我们些吃的,让我们烤火暖暖身子。许多人都认识父亲,父亲也认识许多人。我们走进了一户人家,至今我还记得住在这座房子里的老师的姓名——帕乌克23。他们有两处房子——新的和旧的并排着。他们建议我们留下来,给我们一间房子住,但是父亲拒绝了。主人把我们送到一条大道上,妈妈打算给他些钱,但他摇着头,说,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友谊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我记住了他的话。

就这样,我们到达了乌兹德市,我的父亲从小出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住到了姆罗奇基村的爷爷家。

在我们的家里第一次看到了游击队员,从那时起,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身穿白色伪装衣的人。父亲很快就跟随他们去了森林里,剩下我和妈妈住在爷爷家里。

妈妈不知在缝制什么……不对……她坐在一张大桌子前,用绣花架子绣着什么,而我坐在火炕上。德国人带着村长进了我们屋子,村长指了指我的妈妈:“就是她。”他们命令妈妈起身。当时我吓傻了。他们把妈妈带到院子里,她招呼我,想和我告别,而我缩在条凳下,他们没有把我拽出来。

他们把妈妈和另外两个女人押到一起,她们两个人的丈夫也都参加了游击队,就这样被带走了。把她们带到哪里去了?往哪个方向走的?谁也不清楚。第二天,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她们被人发现了,她们躺在雪地上……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我还记得些什么呢?人们把妈妈拉回来。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朝着脸开枪?妈妈的面颊上有几个黑色的枪眼儿。我一直问爷爷:“为什么他们要朝脸开枪?我的妈妈长得这么漂亮……”人们把妈妈掩埋了……爷爷、奶奶和我跟在棺材后面。人们很害怕。他们都是晚上来送别妈妈的……整个晚上我们家的门都没有关上,而到了白天,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妈妈,她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她就坐在那里,绣着花……

有一天深夜,爸爸回来了,他说,要把我带在自己身边。我很幸运。在游击队里最初的生活与在爷爷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父亲去执行任务,就把我留在一个村子里的某户人家。就这样,我记得一位女主人,我曾经在她家住过一次,人们用雪橇把她被打死的丈夫拉了回来。她用头撞着桌子,桌子上放着棺材,她嘴里只重复着一个词:“暴徒们。”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父亲,我盼望着他,心想:“我没有了妈妈,奶奶和爷爷在很远的地方,我这么小,如果被打死的爸爸也用雪橇拉回来的话,我一个人怎么办啊?”等爸爸回来,我感觉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我等着他的时候,对自己许诺,再见到他的时候,只称呼他“您”。我用这样的方式强调,我是多么爱他,多么想念他,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很明显,父亲开始的时候没有发觉我是怎么称呼他的,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你称呼我用‘您’?”我向他承认,对自己许下了什么诺言,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我解释:“你也是我唯一的儿子,所以我们应该互相称呼‘你’。我们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我请求他,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你已经长大了,你——是男子汉了。”他劝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