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

莉莉娅·梅利尼科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我该上一年级了……

大人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和书包。我是家里的老大。妹妹拉娅五岁，我们的小妹托玛奇卡三岁。我们住在罗索纳，我们的父亲是林场的经理，但战争前一年，他就去世了。我们和妈妈一起生活。

当战争打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天，我们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最小的也是。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都很害怕。妈妈是最后一个跑来的，她在林场工作，他们焚烧了一些文件，掩埋了，因此她耽搁了。

妈妈说，我们要被疏散，分配给了我们大马车。应该随身带上生活必需品。我记得，走廊里放着一个筐子，我们把这个筐子放到了马车上，小妹妹拿了自己的布娃娃。妈妈想把布娃娃留下……布娃娃太大了……妹妹哭起来：“我不想留下她！”我们走到罗索纳郊外，我们的马车翻了，筐子撒了，从里面掉出一双鞋来。这才发现，我们竟然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没有吃的，没有换穿的衣物。妈妈惊慌失措，她把筐子弄混了，拿的是那只装了皮鞋打算去清洗的筐子。

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起这双鞋子，敌机就飞来轰炸了，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布娃娃被子弹打穿了许多洞，而小妹妹却安然无恙，甚至没擦破一点皮。她哭着说：“我反正不会丢下她的。”

等我们回到家后，已经是生活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了。妈妈拿了父亲的东西去卖，我记得，第一次她是用爸爸的西服换的豌豆，整整一个月我们喝的是豌豆汤。汤喝完了，我们家还有一床老被子，棉布的。妈妈用它改做了平底细毡靴，如果有人要，多少给点钱，她就给做。当时，我们就是喝些寡汤稀粥，一家人分吃一个鸡蛋……可常常是什么吃的也没有。妈妈只能抱着我们，抚摸着我们……

妈妈没有说，她在帮助游击队，但我猜到了。她经常出去，却不说去哪里。当她去换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可如果她是这样出去，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为母亲感到骄傲，对自己的妹妹们说：“很快我们的军队就要来了。万尼亚叔叔（他是爸爸的弟弟）就要来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在那一天，妈妈给我们往瓶子里倒上牛奶，亲吻了我们，就走了，门被反锁上了。我们三个人爬到了桌子下面，桌子上垂下来一块大大的桌布，它的下面很暖和，我们玩起了“女儿，妈妈”的过家家游戏。突然听到了摩托车的马达声，随后是可怕的敲门声，传来一个男人声音，妈妈的姓名都被叫错了。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家通向后院的窗户下竖着一把梯子，我们悄悄地顺着梯子爬了出去，动作敏捷。我把一个妹妹抱在怀里，第二个骑到我的脖子上，我们把这个叫作“骑大马”，我们逃到了外面。

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还有许多孩子。那些来找妈妈的人，没有认出我们，也没有找到我们。他们撞坏了门……妈妈出现在了路上，她是那么矮小，那么瘦弱。德国人看见了她，他们跑向小山丘，抓住了妈妈，扭住她的胳膊，打她。我们三个孩子奔跑着，叫喊着，竭尽全力地呼唤：“妈妈！妈妈！”敌人把她推到摩托车上，她冲着邻居喊叫了一句：“亲爱的菲妮娅，请帮忙照管一下我的孩子。”邻居把我们从路上拉走，但每个人都害怕把我们领到自己家里：万一敌人再来逮我们呢？我们就躲到沟里去哭。不能回家，我们听说，邻村逮捕了一对父母，孩子们被烧死了，关在房子里，放火烧死了。我们害怕回到自己家里……就这样，大约持续了三天。我们不是蹲在鸡窝里，就是藏到我们的菜园子里。我们很饿，菜园子里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碰，因为我们早先拔过胡萝卜，摘过豌豆，它们都还没有长好，妈妈骂过我们。我们什么都不动，互相劝告，我们的妈妈不在，她会担心我们把菜园子给糟蹋了。当然，她会这么想。她并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动。我们都很听话。大人和孩子们给我们送来些吃的——有人给的是煮大头菜，有人给送的是一个土豆，有人给拿来了一个红甜菜……

后来，阿丽娜阿姨收留了我们。她身边就剩下了一个小男孩，另外两个孩子在逃难的时候失散了。我们时刻想念着妈妈，阿丽娜阿姨领着我们找到监狱的头儿，请求见一下母亲。监狱的头儿说，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和妈妈说话，他允许我们看看——从她的牢房窗口走过去。

我们走过小窗口，我看到了妈妈……他们催赶得我们走得很快，就我一个人看到了妈妈，妹妹们都没来得及看到。妈妈的脸庞是通红的，我明白——她被狠狠地打过。她也看到了我们，只是喊了一句：“孩子们！我的女儿们！”再也从窗口看不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她看到我们，就昏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