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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的康拉德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从维也纳回来正好路过。”

他动作优雅地狼吞虎咽，带着一股老年人的贪婪。现在，他将餐叉放到盘子边沿，上身微微前倾，提高嗓门，冲着远远坐在对面的主人大声说：

“我来这里，是想再见你一面。难道这样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将军礼貌地回答，“这么说，你去了维也纳。想来收获肯定不小，尤其对你这样了解热带和隐僻的人来说。你最后一次去维也纳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温和地问，语调里丝毫不含讥讽的话外音。

客人面带狐疑地望了一眼长桌的尽头。两位老人略带茫然地坐在那里，相距甚远地坐在高大的厅堂里。

“是很久了，”他回答说，“四十年前，我是在……”他困惑不安地说，并且出于尴尬而被迫沉默。

“我是在去新加坡的途中，去的维也纳。”过了一会儿，客人又说。

“原来是这样，”将军又问，“这次你去维也纳有什么感想？”

“变化很大，”康拉德说，“不管谁在我这样的年龄和处境里，去哪儿都会感觉到变化。是啊，我已经四十年没在欧洲大陆旅行了。我只在从新加坡去伦敦的途中，曾在法国的港口逗留过几个小时。但我还是想看看维也纳。看看那幢房子。”

“难道你此行就为了这个？”将军追问，“就为了看看维也纳和那幢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生意？”

“什么生意也没有。”客人回答，“我跟你一样，已经七十三岁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所以我决定上路，并来这里看看你。”

“俗话说，”将军用彬彬有礼的鼓励语调回应说，“人到了这个年龄，将一直活到自己感到厌烦。你不这样觉得吗？”

“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客人说。

这句话他说得漫不经心，语调平淡。

“你知道，对我来说，”康拉德说，“维也纳曾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只音叉。说出‘维也纳’这个词，就像敲响音叉，然后注意那个正在与我说话的人从这个声音里听到了什么。我这样对人进行拣选。谁不符合标准，谁就不是我的人。因为维也纳不仅是座城市，还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一个人要么能永远在灵魂中听到，要么永远听不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我那时很穷，但并不孤独，因为我有一位朋友。维也纳就像一位朋友。我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即使在热带的雨中。在任何时候。有时我会在雨林里想起希辛格区房子门洞里潮腐的霉味。维也纳有我喜爱的音乐和一切，在砖石里，在人们的眼神和气质里，音乐使人变得无怨无艾，心平气和。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人不会再受情绪的煎熬。冬季和春季的维也纳。美泉宫的林荫大道。在军校宿舍里，暗蓝的光线和高大、雪白、饰有巴洛克雕塑的楼道。清晨在普拉特骑马。西班牙学校的白色骏马。我记得所有的一切，我很想能够再次看到。” 他平静地说，神情之中带着羞涩。

“四十一年后，你找到了什么？”将军再次询问。

“一座城市。”康拉德回答，并耸了下肩膀。

“这里，”将军说，“至少不会让你失望。我们这里没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年你没有出门旅行吗？”

“很少。”将军望着烛光说，“除非因为工作不得不去。有段时间，我真想跟你一样退役。有过那么一刻，我真这么想。我该远走天涯，去看看世界，去寻找什么，去找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他们没有互相对视：客人盯着盛有黄色饮料的水晶杯，将军望着摇曳的烛光。“但是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你知道，我是指军役。人变得刻板，淡漠。我曾向我父亲承诺，我将终身服役。所以我才留了下来。没错，我是提前退休了。五十岁那年，他们要任命我统领整个军团。我认为自己要承担这样大的重任还太年轻。于是我申请退役。他们表示理解，同意了我的请求。”

“更何况，”主人停顿片刻，招呼男仆斟上红葡萄酒，接着又说，“当时服役已不再给我带来任何的快乐。革命已经爆发。正处于一个剧变期。”

“是的，”客人回答，“这个我听说了。”

“你只是听说？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他严肃地说。

“我不止是听说。”客人解释道，“1917年，是的。就在那年，我第二次回到热带。我在沼泽里和中国人以及马来劳工一起工作。中国人最棒。尽管他们赌掉了一切，还属他们最棒。我们生活在沼泽地，在热带雨林深处。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们理解我，不可能让我跟自己的祖国作战。这样的事情他们理解。所以我可以回到热带。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劳工的消息最为闭塞。但是有一天，在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连几周与世隔绝、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沼泽地里，劳工们突然停止了工作。那是中午十二点钟。没有任何起因。他们的周围环境、工作条件、监督体制和生活待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既说不上好，也不能算坏。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那样。然而有一天，十二点钟，正午十二点整，他们说不愿再继续工作。他们来了许多人，有四千多名劳工，两腿泥污，上身赤裸，他们放下镐头、铁锨等劳动工具，说他们不再继续忍受。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要求雇主取消纪律处罚规定，要求提高工酬，增加休息时间。我们不知所措，不明白他们到底怎么了。四千名劳工变成了四千个黄皮肤和棕皮肤的勇士。下午，我骑马赶到新加坡。我是在那里听说的。在半岛上，我是最先听说的几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