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火（第4/14页）

“唐璜的头颅。”奥古斯丁说道，朝佐拉挤挤眼睛。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直到他取出裹着泡泡塑料纸的复制品。两颗头颅非常相似，俨然是一对亲兄弟，我们也立刻发现，杀死费德里齐的德国人显然偏爱传统的决斗方式─用酒瓶、木棍砸死他，也可能是一盏灯或枪托。

“你就不能把这些凹痕补一补吗？”佐拉指着凹下去的左侧头盖骨说，塑料表面有明显的凹槽。

撇开凹槽不说，这两颗白色的头颅是高度仿真的，适用于临床实验，下颌骨可以打开闭合，而且不会发出一丁点吱吱嘎嘎的声音，总而言之，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砍了价，让奥古斯丁给我们打了九折，他在我们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不能把头颅从它们现有的包装盒子里取出来─盒子上写着“鞋子”。但是，等我们开到本国的海关哨所前时又重新斟酌了一番；海关的人在搜查过关行人的后备箱，而我们有两只形状可疑的箱子，装着黑市货品。于是，我把我的“了不起的费德里齐”藏进双肩背包里，佐拉把她那颗藏在后座下的急救医药箱里。结果不太妙，但好歹是在我国海关处，总好过在罗马尼亚境内被抓个现行。海关官员搜查了我们的车，然后用枪口对着我们，搜查了我的双肩背包，于是，“了不起的费德里齐”离我而去。

后来，我们打趣说，能留在格拉瓦河谷和海关官员共事，他大概更快活吧。但是，当时从海关哨所给家里打电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想到要对外公说什么我就害怕，但愿能说服他立刻搭火车前来解救我们。

“外婆，”我说，因为是外婆接的电话，“让外公听电话。”

“出什么事了？”她很严厉。

“没什么，你就让他来听吧。”

“他不在。你怎么了？”

“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她说，“他在动物园呢。”

外公搞定这个烂摊子之前，佐拉和我在海关哨所的审讯室里干坐了六小时，其间，我的脑海里不知怎的总是浮现出外公独自一人坐在动物园中的情景，挥之不去。我能看到他，戴着大眼镜，秃顶，坐在老虎馆前的绿长椅上，《丛林之书》搁在膝头。他肯定穿着外套，上身略微前倾，双脚踩在人行道上，双手十指相扣。每每看到有父母带着孩子游览，他便微笑。在他的口袋里有揉成一团的塑料袋，因为喂过小马和河马，袋子已经空了。想到他这样子，我便觉得羞愧。我居然没有想过动物园会重新开放，更没有顾念外公会继续前往，哪怕我已经没有时间陪他一起去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问问他这件事，可最终也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自觉尴尬，不敢触及任何可能触犯他的问题，毕竟，这套规矩是一个老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当然，外公冲到海关哨所的时候可不是在动物园里那种样子，大学颁发的名誉退休勋章挂在胸前，一身白大褂，手里拿着帽子，来要求释放他的外孙女和她的朋友─“抽烟的那个”。

“头骨是医学必需品。”外公对扣押我们的海关官员说，“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进口物品规章是针对国境那边的，大夫，就算她们要带进来六具死尸和一只酒柜，我也懒得管。”官员这么说，“但是我儿子真的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外公用钱打发了他，建议他多多投资亲儿子的道德教养，然后招呼我们坐进佐拉的车的后座，他一言不发地开车送我们回家。那种沉默是唯一比他暴怒、失望或担忧更可怕的事情，明摆着是给我充足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以应对他回家后不得不对我说的话。我长大了，体罚不管用了。等待我的将是一场精心措词的演讲，讲到我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愚蠢、无能、不尊老不敬贤，并因此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我过不了动物园那道坎儿─他在那里，孤独一人─只有这件事能瞬间击垮我。

开了一小时左右，佐拉探身取出我们幸存的宝物：藏在医药箱里的头颅，她微笑着把它放在我俩之间的座位上，她是想安慰安慰我。外公从后视镜里看到了。

“这该死的家伙是谁？”他问。

“‘了不起的费德里齐’。”佐拉的回答直截了当。之后，我俩共用这颗头颅，而这个曲折的故事终于赢得了米恰的微笑。

战争改变了一切。故国的每一个部分都以各自的特点整合成一，如今却被瓦解，失去了昔日才有的特殊意义。我们不得不把曾经共享的那些─地标、作家、科学家和历史─拱手让给它们的新主人。诺贝尔奖得主不再是我们的国人，而是他们的；我们的机场以我国某个疯狂的发明家命名，和他们没关系了。然而，我们始终在对自己说，一切都将最终回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