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结果我并没有毁约,因为直到六个星期之后,让·克塔尔餐厅才显示出一点点要开业的迹象。这期间我在X酒店找了份工作,每周工作六天,四天在备餐间干活儿,一天给四楼的侍应打下手,一天顶替餐厅清洁女工。幸运的是周日不用上班,但要遇上有人生病,我就得替班。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再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不过打扫餐厅那天要干十四个小时。尽管如此,按照一般巴黎洗碗工的标准来看,这已经短得出奇了。这样的生活中唯一令人不好过的,就是迷宫般的地下室,里面又闷又热,让人透不过气来。除去这点,这间酒店规模很庞大,管理得当,是个舒适惬意的地方。

我工作的备餐间是个阴暗的地下室,二十英尺长,七英尺宽,八英尺高,塞满了咖啡壶和面包刀一类的东西,挤得挪不动步,几乎走一步就会撞到什么东西。照明的是一个昏黄的电灯泡,另外还有四五盏煤气灯,发着刺眼的红光。屋里还有个温度计,刻度从来都没落到过华氏一百一十度以下,有时还能窜到一百三十度。地下室一端有五部送货用的升降机,另一端是储存牛奶黄油的冰柜。一走进冰柜,才迈出一步,温度就好像降了一百度,那总能让我想起格陵兰岛冰山的赞美诗和印度的珊瑚海岸。在备餐间里工作的除了我和鲍里斯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马里奥,是个大块头的意大利人,很容易激动,看着像个警察,动作却像在演歌剧;我们管另一个叫“马扎伊尔人”,他的毛发浓密,像个未开化的动物。我觉得他来自特兰西瓦尼亚,或者别的什么更远的地方。除了马扎伊尔人,我们几个都是大个子,忙起来的时候总要撞到一起。

备餐间里忙起来是一阵一阵的。我们倒是从来都不闲着,不过要真忙起来,一次也就两个小时,我们把每次的工作高峰期叫做“一轮轰炸”。第一轮“轰炸”是在早上八点,那是楼上的客人们起床叫早餐的时间。八点一到,各种碰撞声、喊叫声瞬间充斥整个地下室,四面的铃铛响个不停,系着蓝围裙的人在过道里横冲直撞,送货的升降机也总是“哐当”一声落下,一楼到五楼的侍应都冲着升降机井用意大利语朝下咒骂。我现在已记不清所有要做的事情了,但是应该包括沏茶、煮咖啡、冲热巧克力饮料、从厨房端饭菜、去地下室取葡萄酒、从餐厅拿水果之类的东西、切面包片、烤土司、抹黄油、涂果酱、开牛奶瓶、数方糖块、煮蛋、熬粥、碎冰、磨咖啡等——所有这一切,都要为一百至两百位客人准备。厨房有三十码远,餐厅则有六七十码远。通过升降机运送的所有物品都有清单凭证,这些凭证必须小心保管,要是丢块方糖都会惹大麻烦。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为酒店员工提供面包和咖啡,给楼上的侍应送饭。总的来说,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差事。

我曾算过,我们一天里连走带跑加起来大约有十五英里,而比起体力消耗,脑力消耗造成的压力更大。乍一看,这种愚蠢的体力活再简单不过,但想做得手脚麻利却极为困难。我们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有点像掐着钟点理牌。比如说,你正在烤吐司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升降机降下来了,要你准备茶、面包卷和三种不同的果酱,就在这时又是“砰”的一声,另一个升降机下来了,点了炒蛋、咖啡和葡萄柚。于是你冲去厨房拿鸡蛋,再折到餐厅拿水果,赶在吐司烤糊之前跑回备餐间,还不能忘了沏茶冲咖啡,这还不算后面排队等着的一大堆事情。与此同时,总有几个侍应喜欢跟在屁股后面找你麻烦,问你怎么丢了一瓶苏打水,你还得跟他们理论。这活儿可没有别人想得那么简单。马里奥说,在备餐间干活儿要让人信得过,得花一年时间。这话真是一点没错。

八点到十点半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之中,有时忙得好像这辈子只剩五分钟了似的。有时如果没有订餐,一切又忽然归于平静,我们就扫扫地上的垃圾,撒上点干净的锯末,用陶罐大口喝酒,喝咖啡,喝水,喝什么都行,只要是液体。我们经常打碎大冰块,干活的时候含在嘴里。煤气灯周围的热气蒸得人直犯恶心。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不出几个小时,就连围裙都被汗水打湿了。有时候工作量大得让人绝望,我们死活都赶不上,有些客人在出门前都没能吃上早饭,不过马里奥总能带我们渡过难关。他在这一行干了十四年,看家本领就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来回切换间一秒钟都不会浪费。马扎伊尔人蠢得不行,我是个新手,鲍里斯又喜欢偷懒,至于他偷懒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腿瘸,另一方面是他觉得自己之前是侍应,对在备餐间工作感到耻辱。不过马里奥是真厉害,他可以右手伸到屋子一头灌咖啡壶,左手够到屋子另一头煮蛋,同时看着炉子上烤的吐司,嘴里大声嚷嚷着指挥马扎伊尔人,中间的小空档还能哼哼《弄臣》[1]里的小调,真是一绝。老板很识货,付给他每月一千法郎的报酬,我们几个只有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