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手

这是午饭后我们第三次演奏《教父》了，我扫视了一下坐在广场上的游客，想看看大概有多少是听过之前一次的。经典的歌曲人们不介意多听一遍，但不能太频繁，不然他们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没有其他节目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重复一些曲目通常没什么问题。渐起的秋风和贵得离谱的咖啡总是让客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总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注意广场上的面孔，意外地发现了蒂博尔。

他正挥舞着手臂，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跟我们挥手，后来发现他是在招呼服务生。他看上去比以前老，还胖了些，但不难认出来。我用胳膊肘轻轻地推了推身边拉手风琴的费边，摆头示意他注意那个年轻人，因为当时我没法从萨克斯上腾出手来指给他看。就在这时，当我环顾乐队时，突然间发现： 我们认识蒂博尔的那年夏天，当时在乐队里的那群人就只剩下我和费边了。

没错，那是七年前的事了，可我还是感到不小的震撼。像这样天天在一起演出，渐渐地你会把乐队当作家，把乐队里的其他成员当作你的兄弟。当时不时有人离开的时候，你就会想他们会一直保持联系，从威尼斯、伦敦或其他地方寄明信片回来，抑或是寄一张目前所在乐队的照片——就像给老家写信一样。因此想到以前的乐队就剩我们两个人，不禁令人感慨世事无常。今日的知己明日就变成失去联络的陌路人，分散在欧洲各地，在你永远不会去的广场和咖啡厅里演奏着《教父》或者《秋叶》。

这首歌演完了，费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怪我在他的“特别片段”推了他——算不上独奏，却是一段小提琴和单簧管难得停下来的时候，我的萨克斯以柔和的音符给他伴奏，由他的手风琴把持调子。我跟他解释，把蒂博尔指给他看，这会儿蒂博尔正在阳伞下搅动着咖啡。费边想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来，说：

“啊，对了，那个拉大提琴的小子。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跟那个美国女人在一起。”

“当然不在了，”我说。“你不记得了？事情那个时候就结束了。”

费边耸耸肩，把注意力放到他的乐谱上，不一会儿我们开始演奏下一首歌。

我很失望费边对蒂博尔的出现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我想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从来就不曾对这个年轻的大提琴手有特别的兴趣。是这样的，费边只是个在酒吧和咖啡厅里演出的乐手，不像詹卡洛，我们当时的小提琴手，或者欧内斯托，当时的贝司手，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他们对蒂博尔这样的人总是很感兴趣。也许是有一点点的嫉妒在里面——嫉妒蒂博尔受过顶级的音乐教育，嫉妒他还有大好的前途。但平心而论，我觉得他们只是想保护像蒂博尔这样的人，给他们一些帮助，甚至让他们对未来做好准备，这样,当事情不尽人意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太接受不了。

七年前的那个夏天异常炎热，即便在这个城市有时也感觉像是在亚得里亚海。我们要在室外演出四个多月——在咖啡店的遮阳篷底下，面对着广场和所有的桌子——告诉你吧，干这活儿热得不得了，就算有两三台电扇在你旁边呼呼地吹。可是这倒带来了好生意，游客熙熙攘攘，很多是从德国和奥地利来的。本地的居民也跑到沙滩上来乘凉。那年夏天我们还开始留意到俄国人。如今看见俄国游客不稀奇，他们和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可当时俄国人还很罕见，让人不禁停下来看几眼。他们穿着古怪，像学校里新来的小孩子一般不自在。我们第一次见到蒂博尔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一旁咖啡厅为我们准备的一张大桌子旁休息喝饮料。他就坐在旁边，不停地起来摆弄琴箱，不让太阳照到。

“瞧他，”詹卡洛说。“俄国来的穷音乐学生。他在这儿做什么呢？打算把所有的钱都扔在广场的咖啡上吗？”

“准是个傻瓜，”欧内斯托说。“但是个浪漫的傻瓜。为了在广场上坐一下午宁可饿肚子。”

他瘦瘦的，浅褐色头发，戴着一副老土的厚框眼镜，活像只熊猫。他每天都来，我不记得究竟是怎么起的头，只记得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在幕间休息时和他坐在一起聊天。有时他在我们晚上演出的时候过来，演出结束以后我们会把他叫来，请他喝杯酒，或者吃烤面包片什么的。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蒂博尔不是俄国人，是匈牙利人；他的实际年龄要比长相大一些，他在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过，然后在维也纳待了两年，师从奥列格·彼得罗维奇。经过一开始痛苦的适应期后，他学会了应付大师出了名的坏脾气，信心满满地离开维也纳——应邀到欧洲一些不大、但是很有名的地方演出。可是后来由于演出市场不景气，演出逐渐被取消；他开始被迫演奏一些他讨厌的音乐；住的地方也又贵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