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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来到摄影师的工作室时，天已经黑了。楼上的强烈聚光灯透过窗户平缓地照到街上。工作室的白色窗帘拉着，可以看到上面人影晃动。街上灯光照着的地方停着一辆劳斯莱斯车，正是玛丽亚带我去八十六街兴登堡咖啡馆时乘坐的那辆。

我犹豫了片刻，考虑是否该回希尔施那死气沉沉的店里去。这时我想起自己这辈子由于太过匆忙行事已经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就沿着楼梯向上走去。

我一眼就看到了玛丽亚，她身着有金色花朵的白连衣裙站在一个平台上，周围是假的白色丁香树丛。我发现她也看见我了，尽管她不能动，因为正在给她拍照。她昂首挺胸站在那里，像船头的塑像，令我想起卢浮宫中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勇往直前迈步的姿势。她很漂亮，瞬间我几乎难以相信她是属于我的，因为她站在那里的样子太桀骜不驯和孤单寂寞了。这时我感到有人拽我的袖子。

是那位来自里昂的丝绸厂主，他的光头上满是汗珠子。见到这一情景我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秃头几乎用不着出汗。“太棒了，是吧？”他小声耳语道。“绝大多数产品来自里昂，是用轰炸机运过来的。现在巴黎自由了，我们还会弄来更多的丝绸。春天时几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谢天谢地，是吧？”

“是的，谢天谢地！您的意思是说，到那时战争就结束了？”

“对法国来说，战争结束得还要早。仅仅再过几个月，一切就都过去了。”

“肯定吗？”

“毫无疑问。我刚刚还跟国务院的马丁聊过这个话题呢。”

几个月，我思忖着。那站在平台上、被聚光灯照耀着的年轻丽人——无限陌生、值得渴慕、唾手可得，我与她的时光就剩几个月了。玛丽亚突然改变了姿势，急匆匆地从平台上走了下来，她边奔向我边叫道：“路德维希……”

“我知道，”我说，“那辆黄色的劳斯莱斯车。”

“我不知道，”她小声说，“它来得突然。我给你打了电话，你不在旅馆。我不想……”

“我再离开就是了，玛丽亚。我本来就想留在罗伯特·希尔施那儿的。”

她盯着我说：“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闻到她皮肤的温馨味儿，还有粉底与化妆品的香味。“玛丽亚，玛丽亚！”摄影师尼基喊道。“开拍了，开拍了！别让我们等！”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路德维希，”她耳语道，“留在这儿！我想……”

“哈罗，玛丽亚！”有人在我背后说。“刚才拍得可真棒。你不想替我介绍一下吗？”

一位身材高大、五十来岁的男子来到我身边。“这位是路德维希·佐默先生，这位是罗伊·马丁先生，”玛丽亚忽然十分镇定地介绍道，“我必须请求原谅，我得回到‘断头台’上去，马上就完。”

马丁站在我身边没动。“您不是美国人，对吗？”他问。

“这从我的口音上很容易听出来，”我不乐意地回复道。

“那您是哪里人？法国人？”

“被削去国籍的德国人。”

马丁微笑道：“噢，敌侨，真有趣。”

“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我友好地说。

“这我可以想象，您是流亡者？”

“我是个被命运捉弄到美国来的人。”我答道。

马丁笑了。“也就是难民。您眼下拿的什么护照？”

我看见玛丽亚登上了平台，她身着一件夏季连衣裙，上面有五颜六色的大朵花卉图案。“是审讯吗？”我镇静地问。

马丁又笑了。“仅仅是好奇。为什么？您怕审讯吗？”

“不怕，但我作为难民——如您所说——受够了审讯。”

马丁叹了口气。“这是环境使然，始作俑者是德国。”

我能感到，他想让我变得恐惧与不安。我也明白他那小心翼翼的威胁：不要干扰他的社交圈子。“您是犹太人吗？”他问。

“您期待一个回答吗？”

“为什么不呢？我对这个不幸与遭受虐待的民族怀有极大同情。”

“在美国，这是头一遭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不可能，”马丁反驳道，“移民局也没问过？”

“移民局当然问过，那些官员在履行职责。此外没有人问过。”

“奇怪，”马丁微笑道，“犹太人在被问到是不是犹太人时往往太敏感。”

“这并不奇怪，”我边回答边感到玛丽亚·菲奥拉的眼睛盯在我身上，“最近十年他们太频繁地被问及这一问题，盖世太保、杀手、用刑者和宪兵都问这个问题。”

马丁眯起眼看了我片刻，然后又微笑道：“您看上去并不像犹太人，所以您在美国也用不着害怕。”

“我知道，”我说，“这里的排犹主义仅限于势利的旅馆和俱乐部，那儿犹太人不得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