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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半天您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那姑娘站在我身后，我忘了她的存在。库珀打发她回来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偷东西或是打碎什么。“咒语，”我回答说，“全是咒语。”

“您不舒服吗？”

“不，”我说，“正相反，特别好。此外您与这位迷人的舞女有点儿像。”我指着德加的画说。

“像那个又肥又蠢的？”她不满地问。“那我可得立刻节食几个月了！只吃脱脂凝乳和沙拉！”

亚设殡仪馆前有两棵月桂树，其树冠被剪成球形。我记错了时间，早到了近半个小时。一张唱片在播放管风琴乐曲，人工调节过的空气中充斥着蜡烛和消毒水的味道。室内半暗，从两扇彩色玻璃窗中只透过稀少的光线。因为我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屋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听见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讲话，还奇怪怎么不是利普许茨。一般情况下，为死去的流亡者致悼词的总是利普许茨。他在法国时就开始致悼词了，不过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总是匆忙和偷偷进行的。在美国这儿，他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展示自己的口才了，没有人会在墓地出口或是停尸房门边候着，让他出示护照了。希尔施告诉我，从此他就把在流亡者的棺材旁致悼词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义务。他以前当过律师，不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让他很失落，所以他就把劲儿全用在致悼词上了。

当我的眼睛慢慢适应室内的光线后，我才发现自己参加的这个追悼会不对头。那棺材太昂贵，而且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小心地溜了出来，在外面遇见坦嫩鲍姆-史密斯。杰西由于太激动，告诉他的时间也是错的。“特勒有亲戚吗？”他问。

“我想没有。您不认识他吗？”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我们站在骄阳下。刚才我误入的那场追悼会结束了，吊唁者走了出来。他们眯起眼看看高照的艳阳，就迅速各奔东西了。“灵柩停放在哪儿了？”我问。

“放在后面一间屋子里，待会儿才推出来。那儿有空调。”

最后从屋里出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身边有位上了年纪的男士陪同。那男子站住脚点了一根烟。那女子四处环视，在热得空气似乎都在颤抖的酷暑中她显得茫然若失。那男子扔掉火柴，匆匆跟随她走了。

忽然我看见利普许茨来了，他穿着夏季浅色西服，系着黑色领带，完全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打扮。“时间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来得及通知所有人。改时间是因为杰西，她非要再见特勒一面不可。所以我们告诉了她一个错误的时间，等她来时，棺材已经封了。”

“那追悼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利普许茨看了看表。“半小时以后。”坦嫩鲍姆-史密斯看着我问：“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好吗？拐角有个杂货店。”

“我不去，”利普许茨说，“我得在这儿等候，其他人马上就到了。”

他已经自视为追悼会主持人了。“我还得操心音乐的事，”他解释说，“以免发生混乱。特勒是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天主教徒。但自从希特勒上台后，他从感情上更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现在我是这么处理的，昨天我请天主教神父为他做了祈祷。说动这位神父可费了不少劲，因为特勒是自杀的。本来他也不可能在墓地安葬，幸好这事也解决了，因为特勒将被火化。可那个神父，我的天啊，我嘴皮子都磨破了，他才画了十字！最后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一桩很复杂的不幸事件，才变得通情达理多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了保护天主教徒，教皇毕竟与纳粹签署了协定。因此一位天主教犹太人就是个特例，更何况他还是自杀死的。”

利普许茨直出汗。“那音乐呢？”我问。“这您是怎么安排的？”

“先放一首天主教颂歌《耶稣，我的信念》，然后是布鲁赫[102]的《晚祷》。殡仪馆有两台留声机，所以不会因换唱片而出现停顿，会连续播放。其实那犹太拉比[103]倒是无所谓，他比教会宽容。”

“我们走吧？”史密斯问。“这儿太闷热了。”

“好的。”

利普许茨坚守岗位，情绪已相当悲戚，而且庄严肃穆。他从兜里掏出悼词背诵起来，史密斯和我则向那家杂货店走去，从店里扑面飘来一股冰冷的冷气，让人精神为之一爽。“柠檬冰激凌，双份的，”史密斯边说边问我，“您呢？我一参加这类活动就渴得要命，毫无办法。”

我也要了双份柠檬冰激凌。史密斯介绍我去布莱克那里工作，我还没有表示过感谢。我要双份冰激凌，想向他表示我跟他意见一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适合谈论我的未来。没想到史密斯主动开口问道：“在布莱克那儿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