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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管理员把我的房门钥匙交给了我，我走进自己的房间里。海伦在门厅里等着。

“我的手提箱放在门口旁边的架子上。我朝这个没有什么特点的房间四下打量了一眼，试着回想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可是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躲藏在什么岸边，为了只怕不能越过河去而感到绝望了。我已经登上一条木筏——而且还不是孤单单只有我一个人。

“我把随身带来的那个手提箱放好，赶快回到了下面的门厅里找到海伦。

“‘你还有多少时间？’我问海伦。

“‘今夜我还得去归还那辆汽车。’

“我瞅着她。我那么需要她，弄得自己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我直瞪瞪望着门厅里那些棕里带绿的椅子和后面搁着钥匙架和信箱的灯光晃亮的接待处，心里想到我不可能把海伦带进我的房间里去。‘我们不妨在一块儿吃顿饭，’我说，‘让我们装得好像明天要彼此见面似的。’

“‘不是明天，’海伦答道，‘是后天。’

“后天！在她看来，也许这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可在我看来，它跟‘永远不会’或者一张毫无中奖希望的彩票差不多是一样。我早已经历过太多的后天了，而结果证明，它们全跟我事先希望的不一样。

“‘后天，’我说，‘或者大后天。要看天气。现在，咱们且不要去想它吧。’

“‘我没有别的事好想啊。’海伦说。

“我们到了教堂地窖，一家按照德国哥特风格装潢的饭店，找到一张桌子，在那里我们谈话是不会被人家听到的。我要了一瓶酒，具体细节我们都安排停当了。海伦准备第二天就到苏黎世去。她在那儿等我。我跟来的时候一样，取道奥地利和莱茵河回瑞士，一到苏黎世我就打电话给她。

“‘万一你到不了那儿，该怎么办呢？’她问。

“‘在瑞士的监狱里，他们是准许写信的。等一个星期。到那时候你还接不到我的信，你就回来。’

“海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她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在德国牢房里，你是不能够写信的。‘边境守卫得很严吗？’她问。

“‘不，’我说，‘这你用不着担心。我既然进来了——为什么我不能够出去呢？’

“我们尽力不去理会这种离别的事，可就是不大能办到。它仿佛一根又大又黑的柱子，矗立在我们中间。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时不时绕过它相互望望各人受惊的脸。‘这倒有点像五年以前，’我说，‘不同的是，这一回咱们两个人都要走了。’

“海伦摇了摇头。‘小心点儿！’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要小心点儿。我会等着的。不只等一个星期。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千万别冒险。’

“‘我会小心的。咱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如果你谈得太多，小心也会不起作用。’

“她把一只手搁在我的手上。‘我这才开始意识到你回来了。尽管这是你应该离去的时候。太晚了。’

“‘我也是一样，’我说，‘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太晚啦，’她嘟嘟囔囔地说道，‘可现在，你又要离去了。’

“‘并不太晚，’我说，‘而且咱们一直是知道的。要不，我会回来吗，你会等着我吗？’

“‘我没有一直等着你。’她说。

“我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一直等着，可是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怎么也不能承认的。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都绝不遮掩，也毫无防备。要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随时回到这种时刻，到明斯特那闹嚷嚷的饭店里去汲取力量和信心。那将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往里头照一下，它将会给我们照出两个形象：一个是命运要我们显示的样子，另一个是命运已经把我们变成的样子。

“‘你现在该走啦，’我说，‘小心点儿。汽车不要开得太快。’

“我们站在两排古老的房子中间当风的街上。‘你得小心点儿，’她悄声说道，‘你更需要小心。’

“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随后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走到火车站去，买了一张前往慕尼黑的车票，还记下了行车的时刻。那天夜里有一班车，我决定就搭那一班车走。

“城里静悄悄的。我经过大教堂，在那里立定下来。在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广场上几幢古老的建筑物。我想起海伦，想到将要发生的事，可是我对未来的幻想，却跟大教堂那黑魆魆的正门高处的巨大窗户一样，既庞大，又模糊。我带她出去，是不是做对了，我暗自寻思，还是我们将会遭到不幸？我是轻举妄动地犯下了一个罪行，还是我仅仅接受了一份崭新的礼物？或者说不定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