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5

我被取消了学籍,也就不再享受推迟服兵役的优待,只能等着被征召。在此之前,两个劳务大队要召用我:我先要去修路,在靠近哥特瓦尔德夫那边的一个地方;夏末,我被召去在军需工厂做季节工。最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在火车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以后,我便到达俄斯特拉发一个丑陋的无名小镇,进入了军营。

于是我置身于司令部的一个院子,身旁有许多被指派到同一军团的新兵;我们互相不认识;在初次相处的沉闷之中,只觉得他们身上明显地露出庸俗和古怪的气息。我们之间惟一的纽带就是前途未卜,对此我们彼此曾三言两语作过猜想。有几个人说我们是“黑帮”,也有一些人说不是,还有一些人连这个词的意思都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听着他们的话呆住了。

一个班长来把我们领到一个木棚。我们挤在过道里,然后又走进一间大屋子。四周的墙上有很大很大的墙报,上面贴着标语、照片和蹩脚的画;在一条横幅上用别针别着红纸剪的粗体字: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下面,有一张椅子,椅子旁站着一个体质虚弱的矮个子老头。班长指定了我们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坐下,小老头在他脖子周围系一块白布,在靠椅子腿挂着的一个包里,掏了一会儿,取出一把推子,插入小伙子乱蓬蓬的头发之中。

把我们改造成士兵的模样有一系列的环节,而这张理发椅就标志着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在这张椅子上由人剃掉头发以后,又被领到下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被迫脱了个精光,把衣服卷起来塞在一个纸袋里,用绳子捆上,交到一个小窗口,我们全都光着头,赤条条地穿过走廊,到另一间屋子去领睡衣;穿着睡衣,我们跨过又一道门,去领取规定的士兵靴。然后,穿着军靴和睡衣,我们又穿过院子,到了另一个木棚,在那里,有人发给我们衬衫、短裤、毛袜子、腰带和军装(上衣的臂章是黑色的!);我们终于走到最后一个木棚,一个士官在点我们的名,把我们编成队,给我们指定房间和铺位。

就在同一天,我们还跑去集合,吃晚饭,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出发去矿下;到了堆矿场,我们的队又被分成几个劳动小组,发给工具(尖嘴镐、铲子、矿灯),我们中谁也不知道,或者说几乎是谁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矿灯;接着,下井的笼子把我们带到地下。当我们上来时,浑身酸疼,等着我们的士官命令我们排队,把我们带回营房;我们吃午饭,下午队列训练,大扫除,政治教育,唱规定必唱的歌。一个宿舍二十个铺位,可算亲密得很。日子一天接一天,天天如此。

在最初的几天里,人们强迫我们忘掉每个人个性的做法,使我们如同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毫无人性特色,都是硬性规定,干活便是我们一切人性的表现。当然,这种眼前一团黑的状况是相对而言的,是因为具体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就像一个人从亮处进入一间黑屋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的漆黑慢慢地褪去。终于,在这种将人作物之中,人性渐渐显露端倪。我应当承认,在当时我是最末一个学会适应亮度变化的人。

原因是我整个身心不肯接受命运的这份赠礼。所谓戴黑臂章的士兵——我也在其中——实际上不发武器,只不过练练队列,在矿井下干活而已,他们的工作是有报酬的(这一点,他们比别的部队有更多的实惠)。可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把这些人都当作敌人,所以也不肯把枪交给他们,一想到这里,报酬不报酬对我的安慰也就微不足道了。这些人是敌人,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日益严酷,而且使我们还受着一种威胁,就是在法定的两年之后,服役时间可能延长。然而,最使我寒心的,还是看到我自己和被我认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混在一起,还是我的同志们作了把我送来的决定。

因此,我在极端的孤寂中度过了在黑帮队伍里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不愿和我的敌人交往。至于外出,在那个时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大兵没有任何权利,外出是作为一种奖赏来赐予的),而当这些男子汉成群结队光顾一家又一家小酒馆、找女人的时候,我宁肯一个人留下来据守我的那个角落。我懒懒地躺在宿舍的床上读些什么,甚至还在学习(对一个搞数学的人说来,一支笔和一片纸就够了),因难以接受处境而怨艾不已。我认定在这种逆境中,我惟一的特殊使命,便是继续为自己争取“不致沦为敌人”的权利而斗争,为争取摆脱这种境地的权利而斗争。

我好几次找到连队政委,不遗余力地要他相信,我在这里与这些黑类分子为伍是一个错误,我被开除出党是因为知识分子意识,出言不逊,但我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我喋喋不休地解释(多少次!)那张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现在已和我的黑色臂章联在一起,就一点也不可笑了,而且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似乎里面藏掖着什么东西使我讳莫如深。不过我应当坦白地说,政委毫无厌烦之意听取我的申诉,对我急切辩白的心情表示出一种理解,几乎超出我的意料。他最后当真把问题提到了上级某个部门(多么神秘的组织关系!),只不过到头来,他把我叫去说:“你干吗要骗我?现在我知道你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语气中露出某种真心的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