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6页）

后来是杂志封面，再后来她拿到了学位，然后就是那穿黄裙的女人。随后她就逃开了，因为瑞克是白人，那女人向她吐唾沫，而且她得来看她的婶婶和叔叔，看看他们有什么感觉，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白种欧洲人不像白种美国人那样坏；他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不是吗？她上的那些学校、她在那儿交的朋友都愿意看到她待在巴黎。他们到处吹嘘这些。当然，她并非需要他们对任何事的看法。她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是她的亲人了——但除了小时候在瓦莱里安的宅子里消夏之外，她从来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在大学毕业后就压根儿没有过了。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劝服瓦莱里安为她付学费，而他们则寄给她别的开销，反正也没别人花他们的钱。纳纳丁和西德尼对她至关重要，但他们的想法对她却无关紧要。她曾让他们静下心来沟通，在动手做任何事之前先理出头绪。到目前为止，她只是在哄他们开心，还没说什么涉及她计划的决定性意见。当他们问及她对那个给她打电话、每周给她写信的瑞克是否认真时，她假装什么都没有。她想回巴黎去，只是为了取回她的东西。在纽约有件小工作，她准备先干着，今后她想做自己的买卖，一家画廊或精品店什么的……她这样告诉他们，观察着他们的面孔，然后嘛……嘿，他们可以一起做些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最终像一家人似的住在一起了。他们开怀大笑，但他们的眼睛告诉她，他们乐于和她一起开店，不过任什么也无法把他们从干了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拖开。

吉丁踢掉床单，把头埋在枕头下躲避晃眼的月光，也挥去那个穿黄裙的女人的身影。

吉丁下床眺望远山的时候，瓦莱里安就醒来了。他结束了对天花板的倾诉，在手腕上准确地拼写出这样一条信息：这些冰箱出了大毛病，透视错误的暴力意味更多而且不可能是煤炭笔记。他为白天的事态变化烦恼，匆匆嘬饮了白兰地，而且躺下来想了一阵事与愿违的事情：与别人不同，他被推到了决策者的位置上，但在为了退休而斗争。

他三十九岁时曾发誓要在六十五岁时准时退休，他那时还没有开始过辗转于总经理专用洗手间和他的书桌——大理石笔架上插着的圆珠笔笔芯已经变干，铅笔削得又长又尖——之间的日子。他还下了决心，绝不允许自己成为他叔父们那样让人厌烦的企业家：固执己见，到处插手，用指甲抓住办公桌不放；在与老客户或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新官员关系紧张时用随和、风格或其他一些老式公司的魅力解决争端，一年风光上一两次。他的叔父们对他很好。他们的母亲（瓦莱里安的祖母）有四个儿子，每个婚后生的都是女儿。只有瓦莱里安的母亲生有一女一子，而他就成了家族的未来。瓦莱里安的父亲过世时他只有七岁，叔父们凑在一起安抚彼此，敦促大家共同接手教育他们侄儿的任务，因为道理“不言自明”，他是糖厂的继承人。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和期望，他们还以他命名了一种糖果：瓦莱里安。红白相间的盒子装的红白相间的软糖（白的是薄荷味的，而红的则是草莓味的）。瓦莱里安糖果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缓慢的、真正的败笔，尽管没有给资金带来困扰，因为那是用他们的主要糖果品牌——“小无赖”剩余的糖渣制作的。

“为什么会这样？”叔父们问道。

“命名太娘娘腔了。”

“娘娘腔？”

“是啊。就像‘瓦伦丁’一样。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孩子坐在马路边上，嘴里含着那些小巧的糖果？我们只能在应季方面下功夫。比如情人节。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些带果仁的糖呢？”

在东部和中西部，这些糖果无人问津。它们被摆在电影院展柜和糖果店的货架上，直到硬得像石子，粘在一起像葡萄。

“毕竟还有人买啊。”叔父们说。

“黑小子，”零售商说，“黑小子们买这种糖。马里兰，佛罗里达，密西西比。也就回本了。把这种女里女气的玩意儿卖给黑小子，谁都赚不到一块钱。”

“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北方，难道就不想要他们在密西西比能买到的东西吗？”

“见鬼，不想。他们都在离开南方。他们一旦搬走，就想把那玩意儿撇下。他们不想勾起旧事。阿拉加糖浆在纽约算是死了。还有金尘皂、‘瓦莱里安’，都卖不出去。甩卖了吧。”

但他们没有甩卖。至少没有马上这么办。叔父们让那个品牌在南方自然销售，直到四十年代初食糖短缺，即使在那时，他们仍不懈地为该品牌继续存活而奋战：他们在浴室里想，在午餐桌上想，他们阅读食品工业文献并召开内部决策会议，商讨是否要在密西西比生产一种镍盒装的瓦莱里安糖果，那里的甜菜极其便宜，劳力也几乎不要钱。“哦——瓦莱里安！！”盒子上写着。仅此而已。连糖果本身或是吃糖果的笑脸都没画上一张。瓦莱里安感激他们的努力，但也承认那是出于感性而不是精明专业的头脑，于是再次发誓，就算之前不行，他到六十五岁也一定会退休，而且绝不让他的东家身份把他拴在那个位置上做头蠢驴。他毕竟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其他爱好的股东。正因为那些其他爱好——音乐、书籍——他才在与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度过九年无儿无女的婚后生活，扛过漫长、可恨又发霉的离婚独居，经历入伍与退伍后仍能坚强如初。战后，他去缅因州参加一次食品工业机械展销会，其间走出屋子，想吸一口冬天的空气。就在那儿，在一辆载着北极熊的彩车上，他看到了缅因小姐。她那么年轻，美得那么令人措手不及，他倒抽了一口气，呛得直咳嗽。她全身红白相间，就像“瓦莱里安”糖果一样。于是，已经三十九岁的他表现出了他的叔父们曾有过的同样的感性。这使他的决心更加不可动摇，除去对公司、对企业的敬意，他要像他们要求为他们工作的瑞典人和德国人那样，在六十五岁退休。这终归是个家族作坊。他们用了一点食糖和一点可可，过着不错的日子——不光他们自己，还有九十个外人，住在厂区附近的邻居待在那儿，喜欢那儿，主要因为不论早晚都有浓郁的糖果气味迎面扑来。嗅到气味简直就等于吃到糖果，何况他们也真的能吃到——当年，“小无赖”的糖渣会被按时送给孩子和无家可归的男人。当那些流浪汉在通往俄勒冈或者科罗拉多希尔达一个收容所的火车上醒来的时候，就会想起费城可口的气味，心情里的那份愉悦远胜过想起那里的女人们的时候。对那些在糖果空气中长大的孩子而言，童年永远挥之不去，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永远长不大的原因。他们搬到达拉斯和阿尔图纳，洗耳恭听别人讲童年的故事，毫不眼馋。他们很少描述自己的童年，因为你怎么能使别人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呢？你只能说上一句“我们家附近有一家糖果厂，气味好极了”。因此，他们把童年保存在自己心里，比他们在达拉斯、阿尔图纳和《新港新闻》保存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