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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躲避着街上的其他使女，也躲避着公共汽车上经常遇到的人，她们大概以为她比她们有着较高的家庭职务，因为她总是穿着高跟鞋上班，而只有不必整天站着干活的人才能经得起高跟的压力长途搭车回家。科林西安丝很小心，手里绝不提着装有便鞋、围裙或工作服的购物提包。相反，她手里总拿着一本书，小巧玲珑的灰色封面上印着烫金的法文字：《都德小说集》。而一来到格拉汉姆小姐家中，她就换上工作服（颜色当然是适合干脏活的蓝色，而不是显得漂亮的白色），穿上平底便鞋，然后跪下去在肥皂水桶边干活。

格拉汉姆小姐很欣赏科林西安丝的衣着打扮和稍带矜持的态度。这给她的住所增添了她所喜爱的异国风味，因为她是全城文学界的核心，地道的心脏搏动。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挺体贴科林西安丝。她举办大型晚餐会的时候，总要另雇一名瑞典厨师，而重活都由她和古德维尔工业公司合雇的一个上年纪的白人酒鬼来干。麦克尔－玛丽对科林西安丝那手并不出色的日常烹调技术也没失去耐心，因为她只吃几顿平常饭菜，而且吃得不多。有这样一个能够读书识字而且似乎还熟悉一些文学大师的使女在身边，不但是一种愉快，而且也让人轻松。逢到圣诞节，给使女一本《瓦尔登湖》做礼品来取代那种死气沉沉的信封（《瓦尔登湖》是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大师梭罗（1817 － 1862）的代表作，而这里的信封则指赏赐给仆人的节日红包。），并就此对朋友津津乐道一番，还是挺不坏的。在麦克－玛丽·格拉汉姆生活的天地中，她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她青年时代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的余光，以及她那伤感的女诗人气质，都被视为无政府主义。

科林西安丝还很幼稚，不过她可不完全是傻瓜。她绝不让她的女主人知道她上过大学、到过欧洲，还认识格拉汉姆小姐没教过她的一个法文单词（比如说吧，“请进”）。实际上，科林西安丝干的活儿对她是有好处的。在女主人的家里，她身上具备了在自己家中从没有过的东西：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有点活跃起来了，并且把身上的傲慢偶尔还变成了信心。穿着一件哪怕是蓝色的工作服所感到的羞辱，还有为了掩饰来欺骗别人，都为真正的升迁感所锤炼，因为她现在自己挣钱而不是像小孩子那样领点零花。她还惊奇地发现，每逢星期六中午麦克尔－玛丽交到她手里的那份整整齐齐包好的工资，只比真正的秘书每周拿到的纯工资少两块钱。

除去揩抹厨房瓷砖和保持木质地板锃光瓦亮之外，格拉汉姆小姐家的活儿并不重。女诗人索然独居，把自己的时间和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以适应艺术家繁重的职业要求。作为一位诗人，她当然不能顾及其他。婚姻、子女——这一切都让位给了伟大的苦吟，而她的家也成了献给她斟词酌句的事业（以及她先父慷慨的遗嘱）的贡品。房间中的色彩、家具和规定，全是根据灵感的价值来作出选择的。她不赞成某件摆设时，就喜欢说：“有那玩意儿在这屋里，我可一行诗也写不出来。”那玩意儿可能是一只花瓶、管道工新拖进来的一个盥洗室的新脸盆、一株新的栽培植物，甚至是圣约翰学校三年级学生为了感谢她在节日集会上为他们做的感人朗诵而送来的圣诞节花环。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四点一刻，是她的写作时间。晚上则经常用来同当地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和小说家聚会与讨论。在这种场合，他们对其他艺术家进行褒贬，对市场则既轻视又好奇。在这伙人中间，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俨然是一位女王，因为早在一九三八年她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叫作《我的灵魂的四季》，之后在一九四一年又出了第二部，叫作《远岸》。不仅如此，她的诗作还在至少二十家小型文学杂志、两家纸张精美的通俗杂志、六家大学学报和数不清的报纸周日副刊上刊载过。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八年之间，她还曾九次获得年度诗人奖，并最终以众所垂涎的桂冠诗人荣誉登顶。在颁奖仪式上，圣约翰高中的集体朗诵社团演出了她最有名的作品《警句》。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鼓励她的出版人出版她的那部暂定名为《远岸》的诗文全集。不过，她自己并不怀疑这些出版人总有一天会找上门来的。

格拉汉姆小姐初次见到科林西安丝时，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首先，这位预期的雇工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而麦克尔－玛丽的作息时间表是分秒不差的，这时却要让她被迫穿着印花睡袍来开门。继这一失误之后，这女工那娇小的身材也使她不快。显然，这样一个女工是不能胜任挂帷幕、放雨窗或任何连续不断的繁重的洗刷工作的。但是当麦克尔－玛丽得知了这女人的姓名之后，她让“科林西安丝·戴德”这个声音迷住了，当场就雇用了她。正如她事后告诉朋友的，她的诗人的敏感压倒了她的良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