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第4/13页）

我想，他说的“他们”是不是也包括了他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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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我一周要和一百多个人交流，但这些交流不是通过邮件就是通过短消息。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黑莓手机。我和别人的对话都非常简短：“明天再通电话”，或者是“到时候见”。我不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大先生”不搞这种简单交流。他不使用电子邮件。他说：“在电子邮件里，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出问题？他们可以写任何东西。我要看见他们。如果看不到，那我至少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我看不到他们，又听不到他们，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

他呼了口气。

“当然，想当初……”他说。

他突然唱了起来：

“想当初……我会挨家挨户去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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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先生”到我们住的那条街来拜访的情形。我曾记得拉开窗帘看到“大先生”的车停在屋子前。当然，那个时候，医生上门看病，送牛奶的把牛奶送到家门口。没有人安装家庭报警系统。

当人们经历丧亲之痛，孩子出逃，有人失业，“大先生”都会登门造访。要是放在今天，如果有人丢了工作，为上帝工作的人能够坐到你家的餐桌旁鼓励你，那该有多好？

但是，这种想法就算没有侵犯隐私之疑，至少也显得非常陈旧。没有人愿意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你现在还家访吗？我问。

“只在有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他回答。

那有没有不是你教会里的成员给你打电话的？

“当然。实际上，就在两个星期前，我接到医院的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有个女的，快要死了，她想要见拉比。’我就去了。

“到了那里，我看到了那位女士，她呼吸非常困难。她后面坐着一位男士。他问我：‘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告诉他：‘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人快要死了，想要找我说话。’

“他生气了。‘看看她，她能说话吗？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谁给你打的电话？’

“我无法回答。所以我任由他咆哮。过了一会儿，等他平静下来，他问：‘你结婚了吗？’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爱你的妻子吗？’我说是的。‘那你能活活看着她死去吗？’我回答：‘不，只要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我都会争取。’

“我们谈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最后我说，‘你能让我为你的妻子做个祷告吗？’他表示他对此非常感激。所以我就做了祈祷。”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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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了摇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我努力回想我上一次和陌生人交谈是什么时候。还有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搞清楚到底是谁给你打的电话了吗？我问。

“嗯，不算很清楚。不过，我走出医院的时候，我看到了以前在这家医院里碰到过的一个护士。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双目相对的时候，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是她给我打的电话。”

等等，一个基督徒给一个犹太拉比打电话？

“她看到有人在受苦。她想帮助他。”

她还真是够有胆量的。

“是的，”他回答，“还有很多很多爱。”

再讲一点历史

阿尔伯特·刘易斯居然能让一个基督徒女护士打电话向他求助，跨越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并非易事。还记得《圣经》中摩西称自己是“异乡的异教徒”吗？这个说法同样可以用在1948年，刚到新泽西海顿高地的“大先生”身上。

那时，这个社区刚因铁路的开通而兴起。铁路向西通往费城，向东直达大西洋。区里有八个基督堂，但只有一个犹太教会——如果那称得上是教会的话。教会在一栋改建的三层楼维多利亚式民宅里，左边的街上有天主堂，右边的街上则有一个基督教圣公教会的教堂。其他的教堂都有钟塔和砖墙立面，而“大先生”的教会则包括了门廊和厨房，教室是卧室改的，从旧电影院里拆下的坐椅安装在大厅里做听众席。房子中间有居家式样的楼梯通往二楼。

最初参加“教会”的约有三十多户人家，其中一些人住在离教堂四十分钟车程远的地方。他们写了一封信给神学院，恳请神学院能派一名拉比来主持教会的工作；如果神学院派不出人来，他们只能把这个教会给关了，因为维持教会的运作并非易事。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附近居民区内一些基督教徒还联名写信抵制。一个犹太人社群出现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阿尔接受了这个工作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状况。他参加了当地的神职人员协会。他和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交往。他拜访学校和教会，消除人们对犹太教的误解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