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关于《使女的故事》的历史记载（第3/6页）

我们对直接找到讲述者本人不存奢望。内在证据表明，她是第一批招来完成生育任务、并分发给那些需要这种服务同时又够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上层官员的妇女中的一员。这个政权轻而易举便收罗了一大批这种女人，方法非常简单：宣布所有二次婚姻及非婚同居关系皆属通奸行为，逮捕女方，并以她们行为不端、道德败坏为由，没收她们已有的孩子，让没有子嗣、盼子心切的上层人家领养（到了中期，这项政策推广到适用于所有未在国教内订婚的婚姻）。这样一来，在基列政权中身居高位的男性便可以在那些已经生育了一个或多个健康孩子，从而证明有良好生育能力的女性中进行挑选。在高加索种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年代，能生育健康孩子这一点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这种现象不仅在基列，在当时的大多数北高加索社会也都能看到。

我们不太清楚导致人口锐减的原因。当然，一些不育症显然与在基列之前的时期广为普及的各种节育、避孕手段有关，包括堕胎。当时还有一些不育是强迫的，这可以用来解释高加索人和非高加索人之间不同的统计数字。但并非人人如此。还用我来提醒大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吗？R型梅毒泛滥成灾，臭名昭著的艾滋病病毒蔓延流传，一旦整个人口得上这些疾病，许多有性能力的青年人便从生殖群中被淘汰出局。死胎、流产、遗传畸形十分普遍，日益严重。这种趋势与各种核电站事故、核反应堆停堆以及那一时期特有的蓄意破坏事件有紧密关联，与此相关的还有化学与生物战争储备物资及有毒废料堆发生泄漏，这些废料堆有成千上万，合法、不合法的都有——在一些地方，这些有毒物质被随便倒进下水道里——再有就是随意滥用化学杀虫剂、除草剂以及其他喷剂。

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其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基列政权并非当时对之作出反应的惟一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先基列一步，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禁止所有节育措施，对女性人口要求实行义务妊娠试验，并将生育与提职、加薪挂钩。

对我称之为生育服务的需要早在基列前时期已经得到社会认可，当时这种需要主要通过以下一些不尽人意的方法来满足，例如“人工授精”、“生育诊所”以及使用“代孕母亲”，雇来专事生育。基列以违反教规为由废除了头两个方法，但第三个方法因为在《圣经》中有先例可循而被法定下来并加以实行，从而用古老的在《旧约》开始时期和十九世纪前犹他州实行过的同期一夫多妻制代替了基列前时期屡见不鲜的分期一夫多妻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新的制度在取代先前的制度时，都无一例外地要吸收先前制度中的许多成分，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体系中的异教成分以及从先前的沙皇秘密警察衍变而来的苏俄“克格勃”即是明证。基列也不例外。例如它的种族政策，是牢牢植根于基列前时期的，种族恐惧也在情感上起了一些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基列取代原有政权得已顺利完成。

讲述者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必须将其放在她身处的历史阶段的大轮廓中进行审视。然而除了她的年龄、一些在人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的身体特征以及她居住的地方外，我们对她知之甚少。她应该是一位知识女性，只要是在当时任何一所北美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称为有知识的人。（笑声，几声哼哼）大家知道，这种人遍地都是，因此这一点同样无济于事。她认为没有必要把真名告诉我们，确实，在她进入“拉结和利亚感化中心”后，所有与名字相关的正式记录肯定都已遭到销毁。“奥芙弗雷德”并不能提供任何线索，就像“奥芙格伦”一样，它是一个源于父名的姓，由表示所有关系的介词和故事中那位高层人物的名字构成。这类名字只有在这些女人进入某一个大主教家里后才开始使用，离开时便随之放弃。

文献中的其他名字对身份确定和真实性鉴别同样也毫无用处。“卢克”和“尼克”完全是空有其名，就像“莫伊拉”和“珍妮”一样。很有可能这些全是用来掩护那些人的化名，以防万一磁带被人发现。假如真是如此，它将证明我们的观点不无根据，即这些磁带是在基列境内录制的，而不是在境外录好后再偷运回来给“五月天”地下组织使用。

以上种种可能性排除后还剩下一种可能。我们觉得，假如能够确定难以把握的“大主教”的身份，整个研究一定会有所进展。我们认为，这个身居高位的人物很有可能是首批绝密“雅各之子智囊团”成员，就是这个团体费尽心机构建了基列的哲学和社会体系。它是在超级大国军事僵局得到公认，秘密“势力范围协议”签署之后不久成立的，这项协议使超级大国们得以不受外国干扰，自由处置国内日益扩大的反叛势力。“雅各之子智囊团”的正式会议记录都在其中叶时期“大清洗”运动中销毁，该运动使许多基列缔造者名声扫地，惨遭清洗。不过通过和在座的一些人一样同为社会生物学家的威尔弗雷德·林普金教授用密码写成的日记，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资料。（众所周知，有关自然界一雄多雌性的社会生物理论被基列政权利用来作为推行其一些奇怪做法的科学依据，就像达尔文主义被早期思想体系利用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