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关于《使女的故事》的历史记载（第2/6页）

让我提醒各位此类东西并非首次发现。举个例子，各位一定很熟悉那件放在西雅图近郊住宅区一个车库里的《A.B.自传》，以及人们在过去的纽约州中部城市锡拉丘斯附近建造新会堂时偶然挖掘出来的《P.日记》。

维特教授和我对这项新发现感到十分兴奋。多亏几年前我们优秀的馆内古文物技师组装了一台能够播放这种磁带的录放机，于是我们立刻着手进行将录音转述成文字的艰巨工作。

磁带总共大约有三十盘，叙述间夹杂着不同数量的音乐。一般来说，每盘磁带开始时都先是两到三首歌，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接着音乐突然中断，换上说话声。是一个女声，根据我们的声纹专家判断，从头至尾均为同一人。磁带上的标签标着真实日期，不用说是在早期基列时代开始之前的某个时期，因为所有此类世俗音乐在基列政权统治下都是明令禁止的。例如，有四盘《猫王金曲》、三盘《立陶宛民歌》、三盘《乔治男孩即兴独奏》和两盘《曼多瓦尼柔和弦乐》，另外还有一些标题只有一盘。其中《卡内基会堂的扭妹儿》是我最喜欢的一盘。

虽然标签真实无假，却并不一定都贴在相应的音乐磁带上。此外，磁带没有按一定顺序摆放，随便散乱着，也没有标号。因此，整个故事完全靠维特教授和我两人把一段段口述按照其在表面上的进展脉络组合而成。不过，正如我在别处所说，这种组合毕竟是依靠猜测完成，只能视为大致正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字转述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又反反复复核对了几遍，因为有口音、指称不清以及古词使用等诸多因素的干扰，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困难。接下来便是决定这些经过千辛万苦得来的材料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有几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首先，这些磁带也许是伪造的。大家都知道，此类赝品屡见不鲜，出版商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自然是希望借此类故事的轰动效应大捞一把。在我看来，历史上的某段时期很快成了其他社会及其拥护者并非特别出于教育目的的传说素材，也使许多伪善者的沾沾自喜显得理直气壮。请容许我在此插入一句我个人的意见，我要说，依在下之见，我们对基列人进行道德审判时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当然，如今我们都知道这种审判是我们这个文化所特有的，难以避免。此外，基列社会处于沉重压力之下，比如人口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且受到某些因素的支配，而我们自身却有幸不用受其支配。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横加指责，而是力图理解。（掌声）

扯远了，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这种磁带很难伪造，同时看过磁带的专家向我们保证，这些实物本身真实无疑，绝非伪造。至于录音本身，也就是重叠在音乐磁带上的声音，更不会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制作的。

好，假定这些磁带都是真的，那么，讲述本身又是什么性质？显而易见，它不可能在其所描绘的时间里录制，因为假如作者说的是实话，她不可能拿到录音机和磁带，也不可能有隐蔽的地方来做这件事。此外，讲述中带有某种思考的成分，我觉得足以排除掉同步发生的可能。那微微的几乎不动声色的情感流露，说明它即使不是在平静中，至少也是事后的回想。

我们觉得，假如可以确定叙述者的身份，便可以着手说明这份文献——请允许我出于简洁考虑这么称呼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试着从两条线索进行调查。

首先，我们试着从昔日班各城的城市平面图和其他现存的文献，来确定当时位于发掘地上房屋的主人。根据推断，这所房子有可能是当时“妇女地下交通网”的一个“安全屋”。作者也许就藏在屋里，阁楼上或地下室里，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制作录音。当然，也不排除这些磁带是制作好之后才弄到我们说的地方的。我们希望能够顺藤摸瓜，找到假设房主的后代，并希望通过他找到其他材料：包括日记，或者更进一步，找到家人之间的趣闻轶事什么的。

不巧，这条线索毫无结果。假如这些人真是地下交通网的站点，可能早就被发现并逮捕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关于他们的资料都将被尽数销毁。于是我们开始另一种方法。我们查询了那段时期的所有史料，试图将著名历史人物和作者讲述中提到的人物对号入座。当时幸免于难的资料只能零零星星找到一些，因为基列政权习惯在各种清洗运动和内部动乱后清理电脑内容并销毁打印材料，不过还是有一些打印材料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些确实被偷偷运到了英国，被五花八门的“挽救妇女”协会作为宣传之用，那时在不列颠群岛有很多这样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