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真相不是非此即彼（第4/5页）

这些还仅仅是细节。从宏观上看，中国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就是由前三十年的“效率第一”逐步转向既关注效率、又关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比如，毫无疑问，富士康的代工模式使效率达到了极致。但是其接二连三的坠楼事件之所以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效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看重，我们开始看重公平。

“公平”二字，包含着很多信息，比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富士康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人力成本倍增，但只是延长了悲剧发生的间隔，并未彻底根治。我想不仅富士康，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同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父辈已然不同。“50后”“60后”那批务工人员，初来深圳，做好了吃一切苦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改善家庭生活，而不是为自己，因此任何事都难忍也能忍。而且，那时城乡反差较大，城市带给他们的，除了艰辛之外，或许还有一点小小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即使目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觉得天经地义。所以那时的务工人群心理上相对稳定。

到了“80后”“90后”这批年轻的务工者，他的目标不再是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中大部分初中毕业，也有相当多是高中毕业，文化素养普遍高于父辈。他们也玩手机，听MP3，去网吧打游戏。这样一批人的心理诉求跟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更渴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刺激，继而心理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的“强拆”，矛头也指向“效率”和“公平”的重新博弈。十年前，没有人议论“强拆”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权法》，还在于那时效率第一。城市要快速发展，生活要快速改善，基础设施要快速增加，“强拆”司空见惯。

但是现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产生了对峙，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觉醒，使得过去一直存在但长期不被重视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自己：超越物质的期待

最后谈我们自己。

今天的中国人离世界很近，离自己却很远。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我要”！但是要什么，还真不知道。

曾有外国人被问到：“中国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红绿灯一点儿用都没有……”听起来像抱怨，其实不是，后面还有句由衷夸赞，“但是从来不出事。”

中国是一个“乱中有大智”的民族，擅长在混乱中建立一种安全，事故发生率好像并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国家高太多。这是中国人的本事。但是让人感慨的是，那些习惯闯红灯的人，越过无数潜在的危险冲到了马路对面，其实也没什么急事。

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开车，经常遇到一些车像“疯狂老鼠”似的，在几个车道间来回钻，一会儿一个急刹车，让周围的车很不安全。开出十几公里了，发现他也没超出多远，还在我旁边。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们就要思考：中国人怎么了？

穷怕了，人太多得抢，先占到手里再说，这是一种苦难的遗传。过去十个人只有三个馒头，必须先把馒头抢到手里，再决定我是饿还是不饿。如今苦难消逝已久，馒头供应充足，但“抢”的基因还在。

我现在关心的是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该要什么。

有时我看到身边的人玩命赚钱，可是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这让我很困惑，因为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还有很多的人声名显赫，但其实非常可怜。说得好听点儿是为社会打工，事实上是为周围所有人打工。一个年收入几千万的老板，你认为他还是在为自己工作吗？

前几天还做了一个减肥的节目，一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说：我们追求的是“活得健康”，别忘了“活”在“健康”前面。然而现在很多拼命减肥的人，都是并不需要减肥的人。苗条作为体型的一种，已经被时尚化了，继而用于减肥的处方药被当成了保健品。接下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陷阱；哪里有热潮，哪里就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走偏了？

我四十岁的时候写给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为什么叫捍卫常识呢？因为常识就在这儿，需要你捍卫。我们的栏目叫“新闻1+1”。1+1=2，很简单，人人都知道？不一定。稍有一点儿利益诱惑，就会有人大言不惭地说出“1+1=3”。过去人们在很多情况下违背常识，不说真话，是因为畏惧；现在却是为了利益，满大街泛滥着“伪常识”。

比如健康领域，我的媒体同行会公然给“伪常识”的传播提供方便。台湾来的某人讲“无毒一身轻”，他说中国人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说的红薯。这事儿一听就不靠谱，我找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问他管不管，赶紧让专家出来以正视听，这是常识。他们倒也找了，专家也出来说了话。但我发现在某些时期，常识干不过伪常识。伪常识会包装、会宣传，依然畅通无阻，从湖南传到北京。没隔多久，台湾司法机构把这哥们儿抓回去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