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一定会开“希望”这个药方（第3/6页）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水都不敢喝，厕所都没法上，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如果在自己的医院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一家医院，能赚一万多块钱，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

我认为，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

第二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要进行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实现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被磨的石头才亮

当然，暴力伤医事件并非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这些年跟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医生打交道，才知道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在台湾花莲，与慈济志工医生交流时，也听到过类似的委屈。“我们每天都在尽力帮助别人，救治患者，难道不是行善积德吗？难道不应该诸事顺遂、多多地享有福报吗？为什么还不得不面对那么多障碍、误解、磨难？”

多年以前，我也向台湾的证严上人请教过同样的问题。她创办了台湾慈济功德会，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将志业由慈善、医疗、教育，扩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社区志工、环保等领域。一路走来，她也经历过无数不被理解的委屈和艰难。她的回答是这样的：“被磨的石头才亮。”

证严上人还说过一句话：“慈悲如月。”对我颇有启悟。我们都觉得“爱”很温暖，愿意用阳光来比喻，但是真正像太阳一样炽烈的爱，恐怕又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倒是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却能照亮每一个夜行人的道路，消解他们的恐惧和忧愁。既然从事医生这个行当，何不让自己拥有月光一样的隐忍，月光一样的慈悲？

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请不要误解。我当然不是说，一切委屈和伤害都应该由医生独自承担。媒体人必须呼吁法律严惩那些犯罪的人，用某种“高压”的方式呼吁人们对医者保有尊敬，相关的制度改革也要跟上，进一步确保医生的权益。可是从医生自己的角度来说，你不得不用那些委屈和痛苦，将自己心中的石头磨亮。

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

接下来，我重点想谈的是医生的三重价值：常识普及价值、社会抚慰价值、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讲得不多，尤其是后两点，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自己在跟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种越发深刻的感受。

常识普及价值，对应着4S中的“运动（Sports）”，象征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就我个人体验来说吧，从2007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作为卫生部，应该说是“前卫生部”—但我相信过些年还会恢复“卫生部”这个名字，因为现在的部门名字跟世界没法接轨—聘任的唯一的“健康宣传员”，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常识极其重要。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接受“健康宣传员”聘书之前，我跟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向会议室走，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陈部长，中国古人一直说‘上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医治尚未出现的疾病。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核心部门之一，也应该有一种社会形象的转轨，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家有病了才想到卫生部，到你这儿来治病，治不好就唯你是问。治病是分内职责，但比治病更重要的职能和使命，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病能迅速被治愈而不转成慢病—它将为社会节约多么巨大的资源，也相当于提前卸去很多根本承受不起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