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短跑，你试试长跑

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所以，我们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

各位来自海内外的同仁，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为了明天的聚会。

如果我们二十年前聚在一起，会认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今天，只要从事新闻这个行当，大部分的经验和基础是达成共识的，只有一小部分，由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趋同的过程中，我们才有一个平等分享的前提。明天，彼此的差距或许更小。

来的路上，我在看迈克·华莱士的回忆录，序言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从入行起一直非常幸运，遇到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我想他的这番话是出自时间流逝之后的再回首，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自己在行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很多不快、艰难、挣扎，但是走着走着习惯了，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真的也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也有机会说，我们都是最幸运的人，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遇上了一群很好的合作伙伴。

拒绝媒体“暴力”

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的华语主持人，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有几个很深的感触。首先是中国传媒面对的受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英雄的时代”，变成了“平民的时代”。

三十年前，我们似乎还停留在一种“英雄主义时代”当中，那时我们只需要关注少数几个人，只要把该弘扬的人弘扬得很好，把该批评的人批评得很糟，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反过来要求所有新闻人，用一种平民的心态去做传播。你不能再去仰视谁，也不能再去俯视谁，必须平视所有的人。一个职位很高的官员，和一个监狱里的犯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个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在你面前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被采访者。

因此，外界的因素不应该打扰到我们的内心。不能因为遇到高官，声调就变得非常柔和，也不能遇到普通人甚至罪犯，声音就提高八度。

当然，电视在中国的地位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首先家家户户都有，摆放在客厅里最明显的位置。同时，又正像我的一位老领导孙玉胜所说，电视是一个“家庭媒体”，是大家下班回家之后，穿着很随意的衣服，摆出很悠闲的姿势，只要不睡觉就一直开着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这时候，如果传媒人没有平民的心态，依然带着说教的想法，你的形象将是很怪异的。因为你在人家的家里说话。

今年是《东方时空》创办十二周年。十二年前，我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但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已经做得很好。我对自己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许叫被采访者“老师”，第二，去掉解说词当中的“形容词”。

我们曾经有一个主持人，在采访中称呼对方“老师”而被扣了钱，甚至让制片人勃然大怒。我们当时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他告诉我们，你是替观众去采访，如果你把每一个被采访者都称为老师，就等于把这种称谓强加给了千千万万的受众，这是不公平的。而不称老师也并不代表不礼貌，真正的尊重是平等。

至于在解说词中去掉形容词，对于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习惯于形容一个身高一米八三的“正面人物”拥有“伟岸的身躯”。如果新闻里说，“今天的上海祥云朵朵”，大家就会知道接下来一定要报道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新闻，形容词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它在修饰、强调，并且很主观。你不能将经过主观修饰的东西，利用媒体的“暴力”强加给受众。

独家表达，是最终赢家

美国有一位电影导演叫昆汀·塔伦蒂诺，他曾经来过北京，并且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

他说得非常对。到现在为止，《泰坦尼克》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你说它的故事很新颖吗？非常老套。这个故事内核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不就是落难公子跟富家小姐在后花园相会吗？只不过在电影里“后花园”演变成了“头等舱”。而且这是《泰坦尼克》第五次被拍成电影。

针对这个问题，昆汀说：“我们这代人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对于新闻行当，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十年前，什么叫独家新闻？天安门广场放了一袋面，哪家媒体跑得快，把这袋面抢回家，就是独家新闻。但现在的局面是，天安门广场放了一百袋面，跑得快跑得慢都有份，那么大家还拼什么呢？拼你把这袋面扛回家后，用它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