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动不安的夜（第4/7页）

“西雅图机场。”我交代司机。出租车开上车水马龙的街道时，她向我挥手道别，看不出特别感伤的样子，只是有点依依不舍。

吉赛儿是个好女孩，可惜却过着危险的生活。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我希望她撑过了后来的那场大灾难。

飞往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班机是一架老旧的空中客车。客舱的装潢很陈旧，椅背上的电视屏幕寿命已尽却没有更换。我们那一排座位，靠窗的是一个俄罗斯生意人，靠走道的是一个中年妇人，我坐在他们中间。那个俄罗斯人脸色阴沉，懒得搭理人，不过那个女人就很想聊了。她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报告转译师，正要去坦帕市探望女儿和女婿，住两个星期。她说，她叫莎拉。飞机使劲地爬升，飞向巡航高度，我和莎拉正聊着医疗用品店。

中国人那场烟火秀之后这五年来，为数惊人的联邦政府预算流向航天工业，然而，只有极小的比例投注在商用航空上。或许正因如此，这些重新装修过的老旧空中客车现在还在飞。那些钱都流进了爱德华·罗顿的口袋，用在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所管理的时间回旋探测计划上。那些计划是由位于佛罗里达的近日点基金会中的杰森设计的。最近，计划也涵盖了火星改造。克莱顿政府通过国会议员为所有的花费护航。有一票听话的议员很乐于表现一下，让老百姓看得见他们对时间回旋有所作为，这样可以振奋民心。最妙的是，根本没有人期待立即看得见的成果。

联邦预算有助于地方经济维持正常运作，至少在西南部、泛西雅图地区和佛罗里达沿海地区。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而表面的繁荣就像一层薄冰一样不堪一击。莎拉很担心她女儿。她的女婿是一个有执照的配管工人，在坦帕地区的天然气公司上班。最近，他遭到了永久解雇。现在，他们住在拖车屋里，靠联邦政府的救济金过日子，还要想办法养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也就是莎拉的外孙布斯特。

她问我：“那个名字不是很怪吗，一个男生取这种名字？我是说，叫布斯特？听起来像个默片明星。不过老实说，还蛮适合他的。”

我告诉她，名字就像衣服一样，不是衣服配你，就是你配衣服。她说：“那你呢，泰勒·杜普雷？”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她说：“当然，我不懂这几年为什么年轻人还想生小孩。这话听起来很吓人。当然，这跟布斯特无关。我很爱他，而且我希望他能够活得很久、很快乐。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怀疑。我是不是有毛病？”

“有时候，大家都需要为自己的希望找一个理由。”我说。我心里想，吉赛儿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种老生常谈吧。

她说：“可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不生小孩。我是说，他们出于善意，刻意不生小孩。他们说，不要让小孩子面对我们面临的一切，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我实在没把握，有谁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

“我是说，无可挽回的转折点，还有……”

“还有我们经历过的一切。不过，基于某种原因，我们还活得好好的。”

她扬起眉毛：“杜普雷医师，你真的相信有某种‘原因’？”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要想办法睡一下了。”她把机上提供的小枕头塞在脖子和耳机中间的空隙里。尽管那个冷漠的俄罗斯人挡住了我的视线，但还是看得到机窗外的景色。太阳下山了，天空已经变成一片漆黑。外面什么都看不清，只有窗玻璃反射下的头顶灯光。我已经把灯调暗了，集中照在膝盖上。

我居然会笨到把所有可以读的东西都装到托运行李里去。还好，我看到莎拉座位前的置物袋里有一本破旧的杂志。我伸手把杂志拿过来。那是一本宗教杂志，名叫《天国之门》，封面是朴素的白色。大概是先前的旅客留下来的。

我随手翻着，不知不觉就想到了黛安。自从中国用导弹攻击时间回旋机器之后，“新国度”运动就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凝聚力。原先的创办人背弃了运动，而他们那种快乐的集体性行为也已经热情不再。性病和人性的贪婪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如今，已经没有人会说自己只是“新国度”的信徒。就连那些赶时髦的先锋派外围信徒也不会这么说了。你可能会说自己是现世主义者，或是启示录实现论者(无论是完全相信或半信半疑)，或是神国重建论者。反正，就是没有人会光说“新国度”。我们在伯克郡跟黛安和西蒙相遇的那年夏天，他们正在巡回旅行，参加各地的出神仪式。如今，那种出神仪式也已经销声匿迹了。

如今，残余的“新国度”属下教派的信徒人数已经所剩无几。光是南部浸信会信徒的人数就已经远远超过“新国度”所有教派的总和。不过，“新国度”的核心思想赋予运动本身的分量却是举足轻重的，和微不足道的信徒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在时间回旋的阴影下，相信千年至福的核心思想激起了大众对宗教的渴求。无数公路旁的大广告板上写着“大难已然降临”，而无数主流教会也被迫针对世界末日的问题提出解释。这一切都和“新国度”多少有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