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前急救很重要，及时送医更不可少

有一次，我到了一个患者家的楼下，外边停着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迎上前来告诉我：“大夫，这家儿有个病人，要打出租车，病人一出来，我一看像是心脏病犯了，满头满脸都是汗，嘴唇发紫，一看就挺厉害，我没敢拉，我扶着病人坐在台阶上，又帮他们打了120。”

等我进到患者屋里，一做心电图，还真是急性心梗，等我处理完患者出来时，出租车司机还没走，我把患者的病情告诉了他，司机帮忙把患者抬上车后，我和家属一起感谢他，他面带得意地笑着：“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他还小声儿告诉我，“前些日子，也是这么一个心脏病人，死在我车上了。”

出租车司机见多识广，这样的事，我已经遇到四五次了，真应该感谢这些出租车司机，否则，患者贸然乘坐出租车去医院，极有可能死在半路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这些出租车司机一样，知道不能自己直接把患者送到医院，必须要经过必要的现场急救，才能转运。及时的入院观察和治疗是必不可少的。

我又想起我曾经抢救过的钱家祥先生，他是中国体育界的著名体育活动家，曾任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亚洲排联竞赛委员会主席，是20世纪40年代排坛高手，曾任袁伟民的教练。

1990年2月4日夜间1点多，钱家祥先生突然发生胸痛，当时并没有其他伴随症状。我到他家后立即做了心电图检查，心电图大致正常，没有“急性心梗”和“心律失常”等表现，又经过仔细检查后，我给他用了硝酸甘油静脉滴注，几分钟后胸痛消失，我说：“您还得去医院，现在可以走了。”钱家祥便起身要穿衣服，我制止他说：“您不能动，得找人抬。”

当时在场的护士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我，由于多年的默契配合，我明白她的意思：心电图正常，胸痛也消失了，还抬什么抬？虽然患者心电图正常，症状也消失了，没有证据说明他是“急性心梗”，但一种多年修练出来的职业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心绞痛，而是急性心梗。如果不考虑“心梗”，肯定就让他自己走下楼了，甚至可以不去医院，既然考虑到可能是这个要命的病，就绝不能让他自己走，必须用担架抬着走，为什么？如果让患者自己走动，心肌耗氧量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就会增加，如果活动量再大点儿，比如上楼下楼什么的，心率就会加快，负荷就更大了，心肌的需氧量就会突然增加，这是极其致命的，很容易导致猝死。

钱家祥的夫人是上海人，是新中国国家女排第一代运动员，她不愿麻烦别人，不去找人。我再三向她动员、陈明利害，钱夫人仍坚持不能麻烦人，也就没有去找人，而我们在场的三个人又抬不动身材高大的钱家祥先生下楼。

大约过了10多分钟，我又做了一份心电图，果然证实了我刚才的直觉，心电图显示了典型的“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的图形。此后，患者反复出现了严重、复杂的致命性心律失常，幸好每次及时用药后都化险为夷。我一直对患者进行持续的心电监护，不断地测量血压，每隔二三十分钟做一份心电图，以便观察他病情的动态变化。

当然，我一直不断地向家属交代病情，并反复说明尽快到医院的必要性，更是一直在催促钱夫人赶快去找人帮忙抬患者下楼上救护车，但钱夫人依然坚持不去找人。其实，都住在国家体委宿舍大院里，找几个人来帮忙是很容易的，钱家祥先生当时一直很清醒，劝他睡觉他也不睡，甚至还谈笑风生。他是老北京人，还和我聊起了京剧，但我已经没有心思和他聊天儿了。直到早上7点多钟，钱夫人才找来几个人帮忙。患者上救护车之前，我又仔细检查一遍，完全符合转运条件。不知不觉，6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和患者都彻夜未眠，在他家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当时那6个多小时真是惊心动魄、度日如年，我也急不得、恼不得，不过后来钱夫人总算找人来了，10多分钟后，我们平安到达了北京急救中心。到了急救中心，我把患者交给了急诊科的医生。我们科是急救科，该下夜班回家了，可我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情很重，估计还会有变化，就没回家，想看看他们如何抢救。果然，后来各种严重、复杂的致命性心律失常又反复出现，血压也测不到了，急救中心连忙把北京阜外医院的著名专家宋有诚教授、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专家沈潞华教授以及人民医院的一位专家请来，四家实力强大的医院的著名专家携手抢救患者：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抢救。

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训练局局长吴寿章、排球处处长周晓兰也都闻讯赶到急救中心，一直守在钱家祥先生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