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小狗摆设

在我讲述的这些事件的很多年后，在我为了看遍世界上所有博物馆而去的旅行中，我会在秘鲁、印度、德国、埃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里花几天时间去看里面展出的收藏品、成千上万个奇怪的小物件，晚上我会喝上一两杯酒，然后独自在街上走几个小时。在利马、加尔各答、汉堡、开罗和许多其他城市里，我会透过窗户或是窗帘的缝隙，看那里的人家吃晚饭时是怎么看电视的，又是怎么说笑、聊天的，我会找各种借口走进他们家里，甚至和主人们一起合影。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家的电视上都放着一个小狗摆设。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上百万的家庭，为什么都觉得有必要在电视上放一个小狗摆设呢？

这个问题，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第一次我是在凯斯金家问自己的。第一次去芙颂他们在尼相塔什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的家时，我就立刻发现了一只陶瓷狗，随后我得知，那只狗在电视机前是放在晚上他们一起收听的收音机上面的。就像我在大不里士、德黑兰、一些巴尔干城市、拉合尔和孟买的很多家里看见的那样，凯斯金家也在小狗的下面放了一块手工钩织的小垫子。有时狗的旁边会被放上一个小花瓶，一个海螺，（有一次，芙颂微笑着把海螺放到我的耳边，让我听被挤压在海螺里的海洋的嗡鸣声）有时狗会被靠上一个烟盒，狗就成了烟盒的警卫。摆在桌上的小狗，有时是根据烟缸和烟盒的位置来调整的。让我感觉小狗会摇头，甚至会扑向烟缸的这些神奇安排，我一直以为是内希贝姑妈做的，但197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我仰慕地看着芙颂时，我看见她去变换了电视上小狗的位置。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起对小狗，甚至是对电视机的注意时，她这么做也许只是一种不耐烦的举动，因为我们都在餐桌上等待她母亲准备的饭菜。但这，还是没解释为什么要把狗放在那里。在以后的几年里，电视机上还放过另外一个为烟盒做支撑的小狗。一段时间电视上还出现过两只真的会摇头的塑料狗，那些年经常能在出租车和小公共后窗上看见这样的狗，但它们随后又消失了。很少谈论的这些小狗的行踪，当然是和我对凯斯基家物品的兴趣息息相关的。在电视机上面的小狗快速变化的这段时间里，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已经感觉或是知道，就像别的那些物件一样，它们都是被我“拿走”的。

其实我压根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我的收藏”，也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积攒物品的癖好，因为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像火柴盒、芙颂的烟头、盐瓶、咖啡杯、发夹那样不难拿也不会引起注意的第一批东西后，我开始拿更会引起注意的像烟缸、茶杯和拖鞋那样的东西，同时，我也开始慢慢买来新物件来代替那些被我拿走的东西。

“前天我们不是说到那只电视机上的小狗了吗！在我那里。我们的法特玛女士在收拾东西时不小心把它摔坏了。我买来了这个，内希贝姑妈。我是在埃及市场给柠檬买鸟食、芜菁种子时，在那里的一家店里看见的……”

“啊，这只黑耳朵狗好漂亮，”内希贝姑妈说。“完全就是一只野狗……你这个黑耳朵！快坐下。它给人安宁，我可怜的小狗……”

她从我手上接过小狗，把它放到了电视机的上面。一些电视机上的小狗，就像挂钟的嘀嗒声那样，会给予我们安宁。一些狗的样子是狰狞的，一些则是丑恶、讨人嫌的，但它们让我们感觉自己居住在一个有狗看护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感觉是被保护的。因为夜晚，在街区的街道上会不时回响起政治派别们的枪声，因此家之外的世界让我们越来越觉得可怕了。黑耳朵野狗，是八年时间里在凯斯金家电视上待过的十几只小狗中最可爱的一只。

1980年9月12日，发生了一次新的军事政变。那天早上带着一种本能我比谁都起得早，我看见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其他小街上空无一人，我立刻明白又发生了自我儿时起每十年发生一次的军事政变。街上不时有载满唱着进行曲士兵的卡车经过。我立刻打开了电视，看了一会儿阅兵式的画面和夺取政权的帕夏们的讲话后，我去了阳台。我喜欢泰什维奇耶大街的空旷、城市的宁静、清真寺天井里栗子树叶在微风中发出的沙沙声。五年前，和茜贝尔一起搞了夏末聚会后，我也是在这个阳台上，也是在早上的这个时间，看过同样的风景。

听着电视里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歌手唱战争和英雄题材的民歌时，母亲说：“这下可好了，国家正面临灾难。但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个粗鲁、难看的人上电视呢！贝科里今天是来不了了，法特玛你做饭，冰箱里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