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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疑》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吗？”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é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é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 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个头，对René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嗯，”René说，“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é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著名的肿瘤专家。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é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é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é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