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梅寿司夫妇

圆乘寺大夫或许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在东京平民居住区的K诊所工作。至于是何理由,他的朋友们也不太清楚。

圆乘寺大夫今年三十八岁,是外科医生,拥有医学博士学位,但他从来不摆医学权威的架子。看他在大河岸边信步而行的样子,倒让人觉得他是个短工,或是个旧书店的店主。

他的装束打扮也完全不像个大夫,他穿着西服,系着领带,戴一副知识分子趣味的眼镜,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手里还拿着个黑皮包,和所谓的医者风范有点对不上号。他还常常穿着前面开口的毛衣和经历了十多年风雨的旧西服,光线强烈时,还会戴上前面已经变形的鸭舌帽。

这位圆乘寺大夫,在大学附属医院干到三十七岁,晋升到讲师,也是诊疗病患的台柱子,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去年突然从附属医院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

圆乘寺大夫的观点是,如果要做一个自由职业者,那就要从国立或公立的医院辞职,自己开医院当医生。

然而,圆乘寺大夫从大学附属医院辞职后,并没有自己开医院,而是闲居了半年多。今年年初,在一家私人经营的医院而且是分院的K诊所就职了。

圆乘寺大夫怎么没当自由职业者呢?他为何辞掉大学讲师这份体面工作,而去不怎么景气的医院当医生呢?他本人对事情的原因三缄其口,始终沉默,任凭周围人随意猜测。

按常理来说,最大的可能是他厌倦了大学附属医院那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

大学的医学部到底什么样呢?说起来,那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人员素质较高。但深入内部一看,却与想象中的情形截然不同。里面的人或摆空架子,或谄媚,或互相中伤、互不服气、互相倾轧。各种弊病纠缠在一起,让人感到很烦闷。

这一点并不仅限于医学界,人类社会到处都有这样的现象。医学界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内部麻烦重重,争斗激烈。

按圆乘寺大夫的性格,他喜欢做任何事情都直来直去,讨厌装模作样,对充满矫饰的大学内幕已经厌烦了。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主管他的教授很贪婪,他不愿意再追随其后了。

宫仓教授曾是圆乘寺大夫的主管教授,他在表面上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对学生也用敬语,实际上却是个糟糕的独断专行者,是那种表里不一、口蜜腹剑的家伙。

在T大学的教授中,这种类型的人有很多,宫仓教授最为典型,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阴险狡猾。

这位教授特别关注圆乘寺大夫自行做了十年的体液循环研究。无论是在学会上宣读科研成果,还是在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都要在圆乘寺大夫发表的相关文章上,先行署上自己的姓名,好像他自己主导了这项研究。

大多数医学部的教授们,常在下属人员所写的论文上,厚颜无耻地先署上自己的名字。

医学部的工作人员,如果能够分辨出谁是实际做出成就的人,那还不错。而从整个学会的惯例来说,只承认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文献的索引上也只登第一作者的名字。这样,真正的研究者就被隐姓埋名,永无出头之日。换句话说,成果和名誉全被教授吞噬了。

圆乘寺大夫的研究成果不错,这就使他有了一种很微妙的境遇。有人特意地盯着他,有人背后嫉妒他,而从整个医学部收益的立场上来说,他个人的业绩并不太好。

可以说,这也是他不愿意再干下去的另一个理由。

假如他离开大学医学部,去哪个国立或公立的大医院工作。因为他是独自从事研究,就无需在相关文章上,把无关教授的名字冠于自己的名字之前了。

圆乘寺大夫是在大学当过讲师的大夫,只要他愿意做,完全可以找到主任医师的职位。

然而,圆乘寺大夫是在无所事事地赋闲了半年之后,凭一时高兴劲儿,在平民居住区这个极小的诊所里干了起来。

圆乘寺大夫曾笑着向朋友吐露心迹:“我就愿意悠闲地,不受他人打扰地看看病,吟吟诗!”这并不能说他是在开玩笑。

其实,他在从医的学生时代就喜欢钻研俳句,同学们送他一个不雅的外号“圆乘寺杂鱼”,他现在已成为有名的俳句杂志《N》的最有力合作者。

他来到平民居住区诊所工作后,一直戴着他历经十几年风雨的米黄色鸭舌帽,常常于午休时分,在隅田川畔的长椅上坐下来,开始吟诗。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当下圆乘寺大夫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于人际关系糟糕的大学医学部,那里有着一种淡雅的情趣。

尽管如此,他所谓的“就想悠闲地写写俳句”而辞职另谋“高就”之谈,依然缺少可信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