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一章（第6/17页）

“青年德意志”从自己“美好的高处”，在理论上解放祖国，在纯理性和艺术的范围内跟传统和偏见的世界决裂的时代，而今安在哉？海涅不喜欢这个光辉灿烂、寒冷彻骨的山顶，尽管歌德到了老年曾在那儿做过庄严的美梦，那不太和谐的、但聪明绝顶的梦——《浮士德》第二部。然而海涅并没有走出书籍的圈子，他所接触的依然是学者的讲堂，文人的集会，报刊的园地和它们之间的闲谈和争吵，以及那些表现为柯达或霍夫曼和卡佩的出版界的夏洛克们27，语文学界的格丁根长老们28，哈雷或波恩的司法界大主教们。不论海涅还是他的小圈子都不了解人民，人民也不了解他们。这块洼地上的苦难和欢乐都从未上升到那个山顶——要使他们了解来自现代人类沼泽的呻吟，还必须让它们穿上拉丁文的服装，通过格拉古兄弟29和罗马无产阶级的中介，才能办到。

作为高等社会的学士，他们有时也会走进生活，像浮士德一样从小酒店开始，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否定精神，但这种否定精神的内省性质使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和观察世界，就像浮士德所经历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们马上从生活的源泉又退回了历史的源泉，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事的不仅不是行动，而且不是科学，毋宁说主要只是学艺和文化。

海涅有时也反对档案气息和分析乐趣，需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但他的书信仍然是典型的德国书信，它属于德国那个从贝蒂娜孩子30开始，而以犹太女子拉埃尔31为终点的时期。我们在他的书信中遇到热烈迸发的犹太精神时，便能呼吸到比较清新的气息，这时海涅是真正热情洋溢的人，但是他的情绪马上冷却了，犹太精神也马上淡薄了，而且由于自己这种绝非毫无私心的转变，他还对它十分恼火。

1830年的革命，以及海涅后来的迁居巴黎，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欢呼道：“潘神死了！”32随即赶往那里，那个我曾经同样狂热地奔赴的地方——巴黎；他希望看到“伟大的人民”，“骑在灰色马上往来奔驰的头发斑白的拉斐德”33。但是文学立即占了上风，他的信从里到外充满了文学的废话和个人的好恶，它们又与对命运、健康、精力和抑郁心境的埋怨交织在一起，从这中间流露了充满牢骚不平的自尊心。在这里海涅也采取了虚假的音调。那种夸大做作的波拿巴主义辞藻变得这么讨厌，与衣冠楚楚的汉堡犹太人不是从书本上，而是在广场上听到人民的呼声时发出的惶惶不安的叫嚣同样讨厌。他不能接受不是在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书斋中，或者瓦恩哈根·冯·恩泽（他称他为精美的瓷器）的沙龙中举行的工人集会。

他的个人尊严感只限于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手指上没有烟草味。不应该为此责备他。这感情不是德国人的，不是犹太人的，不幸，也不是俄国人的。

海涅讨好普鲁士政府，通过它的大使，通过瓦恩哈根，向它献媚，同时又咒骂它。34他奉承巴伐利亚国王，又讽刺挖苦他，他对德国的“最高”议会更是恭维备至，又用刻毒的嘲笑抵偿自己在它面前的不体面行径。

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1848年在德国爆发的学究式革命火焰，为什么瞬息之间便告熄灭吗？它也只是属于文学上的，像克罗尔花园中放的焰火一样，立即烟消云散了，它的领导人大多是教授，它的将军是语文学家，它的战士是穿高筒皮靴、戴圆形软帽的大学生，一旦革命从形而上学的胆量和书本的勇气中走进广场时，他们便背弃了革命事业。

除了个别几个执迷不悟、流连忘返的工人以外，人民不会跟这些脸色苍白的领导人走，对他们说来，这些人始终不是自己人。

在战争35爆发前一年，当俾斯麦正磨刀霍霍，加紧迫害格拉博36一伙人时，我问柏林一个左翼代表：“你们怎么能容忍俾斯麦的一切侮辱呢？”

“我们已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你们应该学政府的样，试图越出这个范围。”

“这是什么意思？向人民发出号召，要他们拒付捐税吗？……这是梦想……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们走，支持我们……这只能暴露我们的软弱，让俾斯麦取得新的胜利。”

“好吧，那我也只得像你们的主席一样，要你们对每一个侮辱逆来顺受，在三呼吾王万岁之后，乖乖地回家了！”

5.阴间和人世

Ⅰ．阴间

“阿道尔芬别墅……阿道尔芬？……这地方怎么样？……阿道尔芬别墅，大小套间齐全，花园，面临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