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五章（第2/6页）

“是的，这件事很蹊跷。我马上……”

“什么马上？……事情现在已不可挽回，您只要当心这个人就是了。您没有证据啊！”

这以后不久，茨维尔扎凯维奇被波兰委员会任命为驻伦敦的外交代表。他可以前往巴黎——这时拿破仑突然非常关心波兰的命运，这是它牺牲了整整一代人，也许甚至下一代人换来的。

巴枯宁当时已在瑞典——他与一切人打交道，指望通过芬兰开拓和“土地与自由社”联络的道路，以便把《警钟》和其他书报送进俄国，同时与波兰各派的代表会晤。内阁官员和国王的兄弟接见了他，他让大家相信，俄国的农民起义已一触即发，群众的情绪十分激昂。他讲得头头是道，因为他真心相信这一点，尽管他对农民起义的规模还有怀疑，但深信它的力量在日益壮大。关于拉平斯基的远征，那时还没人想到。巴枯宁的目的是在瑞典把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便前往波兰和立陶宛，发动农民起义。

茨维尔扎凯维奇从巴黎带着但蒙托维奇6回来了。在巴黎，他们和朋友们制订了装备一支远征队，从波罗的海海岸登陆的计划。为了寻找轮船，物色能干的领导人，他们来到了伦敦。目前正在进行秘密磋商。7

……一天，我收到了茨维尔扎凯维奇的便条，要我上他那儿去一下，说这事至关重要，但他自己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头痛得厉害。我去了。真的，他病了，躺在床上。霍尔热夫斯基坐在另一间屋里。他知道茨维尔扎凯维奇曾写信给我，有事跟我谈，便想走开，但茨维尔扎凯维奇不让他走；我很高兴，我们的谈话有一个第三者作见证人。

茨维尔扎凯维奇要求我丢开一切私人感情和个人考虑，把一个人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当然，他会严守秘密，那是一个波兰流亡者，是马志尼和巴枯宁介绍给他的，但他不能完全信任这人。

“您不太喜欢他，这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件事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希望您告诉我真实情况，全部真实情况……”

“您谈的是布列夫斯基8？”我问道。

“是的。”

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损害一个人的名誉，因为归根结底，我并不知道这人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明白，茨维尔扎凯维奇的反感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我提出反驳，可能对共同的事业造成很大危害。

“好吧，我把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您。至于马志尼和巴枯宁的推荐，我可以完全撇开不谈。您知道，我多么爱马志尼，但是他已习惯于用一切木材来雕琢，用一切泥土来塑造他的代理人，也善于为意大利的事业巧妙地利用他们，因此很难完全信赖他的意见。此外，马志尼在运用他所能运用的一切时，知道可以运用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的。巴枯宁的推荐更糟，这是个大孩子，正如马尔季亚诺夫说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小姑娘’，在他眼里，反正什么人都是好的。这位‘人的猎手’，只要见到一个‘红色分子’，尤其又是斯拉夫人，便喜欢不尽，对其余一切都不闻不问。您提到我与布列夫斯基的私人关系，这点也应该谈谈。津科维奇9和布列夫斯基曾企图利用我，但这个主意不是他出的，是津科维奇出的。他们没有得手，便生我的气；这一切我早可忘记了，但是他们要破坏沃尔采尔和我的关系，这一点我不能饶恕他们。我非常敬重沃尔采尔，但他身体虚弱，只能听凭他们支配。直到临终前一天，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承认自己意识到）。他用垂死的手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小声说：‘是的，您是对的。’（但是没有证人，利用死人是容易的。）现在我的意见便是这样：我检查了一切，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行为，甚至任何一句传闻，足以使我对布列夫斯基政治上的正直产生怀疑；但是我决不会让他参与任何重大的机密。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专讲漂亮话的空头政治家，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一心想担当重要的角色；如果不能如愿以偿，他会不惜一切，甚至给整个戏剧拆台。”

茨维尔扎凯维奇欠起了身子，显得忧虑重重，脸色苍白。

“好，您搬掉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如果现在还不算太迟……我要尽力而为。”

他心神不定，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我与霍尔热夫斯基很快便走了。

“您听到全部谈话了？”我一边走一边问他。

“听到了。”

“我很高兴，希望您不要忘记，也许有一天我会需要您作证……真的，我觉得，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事后才发觉要检验一下他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