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3/15页)

米哈伊尔时期20严酷的言论和严酷的爱国主义之后,奇切林的信显得只是和风细雨了。再说,当时的社会情绪也不一样,《控诉书》发表之后舆论哗然,群情愤激,我们反而得为它尽力劝解生气的朋友们。我们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议书达几十件;控诉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单独或联名写的信,信上充满了责备之词,其中一封是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现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们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风,亲自把这信转给了我们,它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武器库中。

在宫廷内,《警钟》获得居留权更早。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审查科丘别伊枪击管家的案件21。皇后为那封向她谈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信哭过22;据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为了表示他什么也不怕,曾这么说:“随你们向谁告状,哪怕向皇帝告状,向《警钟》写文章,我都不怕。”一个军官没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经要求我们披露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谢普金与格杰奥诺夫的纠纷,我已在别处讲过23——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几十个……

……戈尔恰科夫24看到《警钟》发表了国务会议秘密讨论农民问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说:“要不是参加会议的人泄露了机密,谁能谈得这么准确详尽?”

国务会议感到不安,一天,“布特科夫和皇上”秘密商讨怎么制服《警钟》。大公无私的穆拉维约夫提议收买我;挂安德烈勋章的长颈鹿帕宁25认为不如用官职笼络我。戈尔恰科夫在这些“死魂灵”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对我是否会被收买表示怀疑,问帕宁道:

“您打算许他当什么官呢?”

“部门副长官。”

“他不会来当您的副长官。”戈尔恰科夫回答,于是《警钟》问题只得听天由命,让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讯却从俄国各个角落雪片似的飞来了。大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有的大发牢骚,有的竭力表示他是个危险分子……但也有些信是怀着满腔愤怒写的,它们大声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这样的信抵得上几十篇“习作”,就像有时一次访问比所有“俄国上校”的访问更有价值。

一般说来,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没有事实,但写得热情洋溢,娓娓动人,一类则像上司的鼓励或首长的训诫,还有一类则包含着外省的各种重要消息。

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务员的优美笔法写的,开头几乎总有一段更优美的序言,它充满了崇高的感情和强烈的谀词。“您给俄国文学,不妨说,也给俄国思想,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您第一个从伦敦的讲台上公开抨击骑在我们善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们。是的,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您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您不知道,在我们祖国遥远的地方,多少颗心在对您的爱戴和感激中跳动……

从炎热的科尔西达27到冰雪地带

……到偏僻的奥卡河,到克利亚济马河或某某省。我们把您看作我们唯一的保护人。除了您,谁能够揭露恶魔——从称号和地位说来都处于法律之上的恶魔,如我们(税务局、刑事法庭、皇室地产管理局等等)的长官(名字、父名和姓,官衔)。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靠在衙门当差,巴结奉承,从下层爬到了长官的位置,还保持着从前敲诈勒索的粗暴作风,从不拒绝霍万斯基公爵28签发的感谢信(像我们这里的老人常说的)。这暴君的贪赃枉法在周围各省已赫赫有名,官吏们像怕地狱一样怕税务局,他不仅对我们,对科长也不讲情面。他丢下自己的老婆,特地养了一个寡妇(名字、父名和姓,死去的丈夫的官衔)作诱饵,我们都称她外省的明娜·伊万诺夫娜29,因为在税务局里,通过她的手什么事都办得成。但愿《警钟》嘹亮的声音能惊醒这个暴君,使他幡然悔改,离开灯红酒绿的生活,离开四十岁的希罗底30的怀抱。如果您肯刊登他的劣迹,我们准备向您提供丰富的材料:在我们这里,天才的《钦差大臣》的不朽作者所说的‘戴小圆帽的猪’31是相当多的。

“又,以您无与伦比的笔调,您可以写出辛辣的讽刺作品,但是请您别忘了写那位治安保卫队的中校队长,他在12月6日参加贵族团长的舞会(他从市长那里来,已有些醉了),席终时喝得酩酊大醉,当着官员们的夫人和女儿的面大放厥词,仿佛在生意人的澡堂里和市场上,不是在最有教养的贵族团长的客厅里。”

除了这种描写长官和长官夫人的生活秘密和中校队长的酗酒丑相的信,也有充满诗意、毫无企图、毫无意义的信。这些信我大多销毁了,或者分赠了朋友,不过也留下了几封,在这部分结束时,我得谈谈它们,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