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3/18页）
我相信，在历史的使命面前，奥尔良姑娘19的脸上，莱顿的约翰20的脸上，一定也出现过这种痛苦的表情——他们是属于人民的，尽管自然的感觉，或者不如说预感，在我们身上已濒于消失，但在人民中间仍很强大。他们的信念中含有宿命论因素，而宿命论本身便是无限忧伤的。“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西斯廷圣母21脸上的每一条线条都这么说。“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她的儿子22，那个平民和救主在橄榄山上忧郁地祈祷时也这么说。
……加里波第想起了1854年他在伦敦时，由于时间太迟不能回西印度码头，在我家中过夜的各种细节，我向他提起了这天他怎样与我的儿子一起散步，在卡尔德西那里拍了照给我留作纪念，我们怎样在美国领事馆与布坎南一起吃饭，这次宴会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23
“我必须向您表示忏悔，因为我这么匆匆忙忙赶来找您不是没有目的的，”我最后对他说，“我担心您周围的气氛太像英国，也就是说雾太重，使您看不清一出戏的幕后机关，而这出戏目前正在议会中演得有声有色……您越往前走，雾也会越浓。您想听我讲吗？”
“讲下去，讲下去，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向他谈了议会的辩论，报纸的叫嚣，对马志尼的荒谬攻击，以及斯坦斯菲尔德遭到的迫害。
“请注意，”我又说，“在斯坦斯菲尔德这件事中，托利党和它的同谋者要对付的不仅是革命（他们把马志尼与革命混为一谈），也不仅是帕默斯顿内阁，不仅这些，他们仇视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当上海军大臣的人，一个不是出身贵族，也与贵族没有联系的人24。对您，他们这时还不敢直接发动攻击，但是您不妨瞧瞧，他们谈论您的时候多么没有礼貌。昨天我在考斯买了一份刚出版的《旗帜晚报》，在到这儿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您瞧：‘我们相信，加里波第会了解，英国对他的热情款待使他承担了一种责任，那就是不再与他以前的同志发生联系，同时明白应该有一定分寸，不宜前往瑟洛广场35号25。’如果您不这么办，那么他们已有言在先，到时候可别怪他们不客气。”
“关于这阴谋，我也听到一点风声，”加里波第说，“当然，我要访问的第一批人中，就包括斯坦斯菲尔德在内。”
“您应该怎么做，您比我更清楚。我只是想让您透过迷雾看到这阴谋的丑恶面貌。”
加里波第站了起来，我想他希望结束会晤了，便准备与他告别。
“不，不，现在上我屋里去。”他说，我们一起走去。
他的脚相当跛，但总的说来，他的身体还是胜利地通过了精神上和外科手术上的种种考验。
他的衣服，我再说一遍，对他显得非常合适，非常优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职业军人或资产阶级的气息，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自然。他这种衣着上落落大方、毫不做作的样子，使客厅中的窃窃私议和委婉揶揄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在全欧洲，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么泰然自若地穿着红衬衫出入英国的客厅和宫廷。
然而这件衣服对他至关重要，人民看到红衬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贵族以为，抓住他那匹马的辔头，就能要他上哪儿便上那儿，主要是可以使他离开人民；但是人民看到红衬衫，看到公爵、侯爵和勋爵走进马厩，侍候革命领袖，在这位穿平民服装的伟大公民身边担任大管家、书僮和听差的职务，便不由得心花怒放。
保守派报纸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使加里波第的衣服不致显得太不合规范，不成体统，因此提到这事总是说他穿着蒙得维的亚志愿军制服26。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加里波第已把两个王国授予了国王，而国王已把将军的头衔授予了他，27他怎么还会穿蒙得维的亚志愿军的军服呢？
何况他穿的衣服怎么称得上军服呢？
既称军装，就得携带某种杀人武器，具有某种权力标志或流血记录。加里波第却从来不携带武器，他不怕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怕他；加里波第不像军人，正如他也不像贵族和商人一样。他在水晶宫向献给他宝剑的意大利人说道：“我不是军人，也不喜欢军人的职业。我看见我的祖国到处盗贼横行，因此我拿起了武器，要赶走他们。”28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我是工人，出身于劳动人民，我为这点感到自豪。”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