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3/14页）

“约翰娜，您听到海涅的事吗？”一天夏洛特18伤心地跑进屋子问她。

“没有。”约翰娜回答。

“他死了19……这是昨天夜里……”

“真的？”

“千真万确！”

“啊，这下可好了——我总是担心，他会写出什么刻毒的讽刺诗，讽刺哥特弗里德，他的语言那么尖刻。”接着突然清醒了，又道：“您使我吃了一惊，这对德国是多大的损失。”20

……厌恶，这是出自嫉妒的痛苦感情。21

这些仇恨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意识到祖国德国在政治上处于二流地位，又竭力想扮演第一流的角色。法国人的民族自大狂也是可笑的，但是他们还能够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流了血”……然而学识渊博的德国人流的只是墨水。提高民族地位的奢望与学究式世界主义相结合，尤其显得可笑，因为它提不出任何权利，只是不相信别人能尊重自己，自己能有所作为而已。

“为什么波兰人不喜欢我们？”一个德国人在一些书呆子的集会上一本正经地问。

正好有一个新闻记者参加了这次集会，他是个聪明人，早已迁居英国。

“哦，这是不难理解的，”他答道，“您不如说，谁喜欢我们？或者为什么大家讨厌我们？”

“怎么大家讨厌我们？”惊奇的教授问道。

“至少与我们相邻的国家都这样：意大利人，丹麦人，瑞典人，俄国人，斯拉夫人……”

“对不起，博士先生，也有例外。”书呆子有些不好意思，坐立不安地反驳道。

“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和英国是例外。”

学者开始神采焕发了。

“可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法国不怕我们，而英国瞧不起我们……”

德国人的处境确实令人伤心，但他们的伤心不能使人同情。大家知道，他们有力量应付一切——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然而他们却办不到。例如，与他们同一种族的英国、荷兰、瑞典等民族都是自由的，德国人却不是。无能也必然对人（例如对贵族）发生影响，尤其可以使人感到自卑。德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为了抬高自己便不择手段，甚至把英国和北美共和国当作了国家事务方面日耳曼精神的代表。埃德加·鲍威尔22写了一本谈俄国的空洞的小册子（题目大概是《教会和国家》23），卢格便对他大为恼火，怀疑是我怂恿他写的，于是写信给我（后来还把这信发表在《泽西文集》上），说俄国只是一种粗糙的材料，既野蛮，又混乱不堪，它的力量、荣誉和美都来源于日耳曼的天才，是后者向它提供了范例和榜样。

任何俄国人一旦登上舞台，德国人便会愤愤不平，表示惊讶；不久前他们还对我们的学者感到诧异，因为这些人居然想在俄国的大学和俄国的科学院中成为教授。在外来的“同仁”眼中，这简直是胆大包天，忘恩负义，侵占了别人的位置。

马克思对巴枯宁非常熟悉，知道他几乎为德国人丧生，死在萨克森刽子手的屠刀下，然而他却把巴枯宁说成了俄国间谍。他在自己的报上编了一大篇故事24，说这是乔治·桑听赖德律-洛兰讲的，后者在当内政部长时看到了一份对他的名声不利的书信。巴枯宁那时蹲在监狱里等待判决25，压根儿没想到这种事。诽谤要把他推向断头台，最终切断殉难者与暗中同情他的群众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巴枯宁的朋友阿·雷海尔写信到诺昂，问乔治·桑是怎么回事。她马上答复了雷海尔，并向马克思的报纸的编辑部写了信，对巴枯宁表现了伟大的友谊，声明她从来没有与赖德律-洛兰谈到过巴枯宁，因此她不可能复述报上谈到的事。马克思很有办法，他发表了乔治·桑的信，加了个注，说那则关于巴枯宁的消息是他“不在的时候”登载的。

收场完全是德国式的，它不仅在法国不可能（因为那里对名誉问题一丝不苟，发行人会用一大堆漂亮的词句、拐弯抹角的语言和道德说教，掩盖这种肮脏勾当，最后表示别人恶意利用了他的信任，他为此表示失望），甚至在英国，尽管那里的报刊发行人毫无礼貌，他也不敢把责任推在同事身上。26

我到伦敦后过了一年，马克思一派对巴枯宁又进行了一次肮脏的诬蔑，而当时巴枯宁已关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27

英国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受迫害者的祖国，可是在这里却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戴维·厄克特28便属于这种现象，这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保守派中一个激进的怪物。他被两个思想搞糊涂了，一个是：土耳其是最优异的国家，有着远大的前途，因此他吃土耳其的饮食，洗土耳其的澡，坐土耳其的沙发……第二个思想是：俄国的外交手腕是全欧洲最狡猾的，神秘莫测，它收买和欺骗了世界各国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尤其是英国的政界人物。厄克特花了几年工夫想寻找证据，证明帕默斯顿已被彼得堡政府收买。他就这事发表了文章和小册子，向议会提出意见，在大会上呼吁。起先大家听了他的话很生气，驳斥他，咒骂他，后来习惯了，不论被指责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一笑置之，不再理会……等他讲完便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