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6/8页）

法国的市民阶级却不像这么谨慎，他们尽管狡猾和心口不一，还是走上了帝国的轨道。

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宣称普选权是国家新秩序的基础。这面数学旗帜适合他们的口味，真理取决于加法和减法，这是可以在算盘上计算，用数字标明结论的。

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中，他们要提交全民表决的是什么？是共和国的存在问题。他们希望由人民来推翻它，让它变成一句空话，因为他们不喜欢它。谁尊重真理，他会随便遇到一个什么人便向他征求意见吗？如果哥伦布或哥白尼把美洲或地动说付诸表决，那会怎样？

设计不可谓不巧妙，但是好心的人们最后还是打算错了。

池座和演员之间出现的空隙，起先靠拉马丁39的能说会道像一块褪色的帷幔似的遮盖着，后来距离越来越大；血腥的六月加深了裂痕；正在这时，向愤怒的群众提出了总统问题。40路易-拿破仑作为对它的回答，揉着刚睡醒的眼睛，从空隙中走了出来；他把一切抓到手里，其中自然也包括市民阶级——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以为可以由他当帝王，而由他们来掌握实权。

在国家事务的大舞台上搬演的一切，也以微型方式重复出现在每个家庭中。资产者的道德败坏渗透在家庭和私人生活的一切秘密中。不论天主教还是骑士阶级，都从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人们身上留下如此深刻全面的痕迹。

贵族承担着义务。当然，由于他们的权利一部分是虚构的，他们的义务也是虚构的，但它在他们内部起了一定的连环保作用。天主教从宗教方面而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骑士和信徒往往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明白，他们这么做是破坏了他们自己所承认的社会规范，这种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懈怠感到不安，也无法把自己的行为看作符合标准。他们有自己的节日礼服，自己的正式排场，这不是骗人的，宁可说是他们的理想。

这理想包含什么内容，我们现在不想多谈。他们早已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了。我们只想指出，有产者正相反，他们对什么都不承担义务，甚至不必服兵役，除非当志愿兵，这就是说，他们的义务只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取得资产。他们的福音很简单：“发财再发财，使钱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只要不致破产，可以正当或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过富贵荣华的生活，使自己长命百岁，使子女成家立业，使自己身后留下美名。”

骑士和天主教世界被否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不能归功于市民阶级，只应归功于自由人，也就是不能列入任何类别的人，其中有骑士，如乌尔里希·冯·胡滕41，有贵族，如阿鲁埃·伏尔泰42，有钟表匠的学徒，如卢梭，有军医，如席勒43，有商人子弟，如歌德。市民阶级利用了他们的成就，不仅不再从属于国王，不再是奴隶，而且摆脱了一切社会负担，只消醵资养活那个保护他们的政府即可。

他们从新教中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一种可以使基督徒的良心与高利贷者的职业和平相处的宗教，它有浓厚的资产者色彩，以致为他们流过血的人民也抛弃了它。在英国，劳苦大众是最少上教堂的。

他们希望从革命中创造自己的共和国，但是它从他们的手中溜走了，正如古代文化从野蛮人手中溜走一样，那就是说它在当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反复”上。

宗教改革和革命发现它们进入了一个空无一物的世界，因此大吃一惊，只得从两种隐修生活中寻找出路，一种是阴冷沉闷的清教主义假道学，一种是没有血肉、牵强附会的市民式共和制形式主义。公谊会44和雅各宾派的偏激是建立在恐怖上的，它们的基础并不巩固；它们看到需要强有力的手段，使前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教会，使后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自由。

这就是欧洲生活的一般气氛。在当代西欧最发达的国家，在比较忠于自己的原则，比较富裕，比较文明，也就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种气氛也更显得沉闷，更难以忍受。正因为这样，生活在意大利或西班牙，就不如在英国和法国那么沉闷得叫人受不了……也正因为这样，多山的、贫苦的、乡村式的瑞士是全欧洲唯一可以得到和平的地方。

这些片断登载在《北极星》第四集45上，文末以下列献词结束，那还是在奥加辽夫到达伦敦和格拉诺夫斯基去世以前：

请收下这颅骨吧——

它照理是属于你的。46

亚·普希金

现在我也在这里暂停。以后我会把省略的几篇付印，另外再补写一些；因为没有它们，我的叙述便残缺不全，难于理解，也许还显得是多余的，至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但这都得留待将来，很远的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