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5/8页）
当它处在不幸的地位，与贵族阶级体面的外围势力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信念，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它是充满光辉和诗意的，但是这并不太久，桑丘·潘沙33有了地位，马上躺下去享清福，随心所欲，失去了人民的气质，健全的理智；他性格中庸俗的一面抬头了。
在商人的影响下，欧洲的一切都变了。账房先生的正直取代了骑士的荣誉，循规蹈矩取代了优美的风度，僵化的程式取代了礼节，狭隘取代了高傲，菜圃取代了花园，向一切人（即一切有钱人）开放的旅馆取代了公馆。
从前人际关系中一切古老而统一的观念动摇了，但是对人与人的真正关系的新认识还没有发现。这种混乱的真空状态，给中产阶级一切浅陋和卑劣的方面提供了特殊的发展机会，这个阶级的目的便是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
分析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道德准则，那儿什么没有？罗马的国家观念和哥特式三权分立理论，新教和政治经济学，公共福利观34和人各为己说，布鲁图35和托马斯·肯佩斯36，福音和边沁37，收支账目和让-雅克·卢梭。头脑这么杂乱无章，心中却装着一块永远指向黄金的磁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发展到目前这样的荒谬局面是不足为奇的。
一切道德都归结为一点：不足者必须用一切手段取得，有余者则用一切手段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财产。在市场上为开展交易而举起的旗帜，成了新社会的神幡。人实际上只是财产的附属物，生活变成不断为钱而奋斗。
1830年以后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市民阶级的问题，多年以来的斗争无非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欲望和要求。生活堕落为证券投机，一切变成了交易所和市场——报纸，选举，议会，莫不如此。英国人已习惯于按照商品命名法称呼自己的国教教会：“老字号”。
一切政党和政见在市民世界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壁垒：一方面是坚决拒绝放弃垄断权的私有主市民，另一方面是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财富、又无力夺取的非私有主市民，那就是说，一方面是贪婪，另一方面是觊觎。由于在这一切中谈不到真正的道德原则，因此一个人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完全由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来决定。一个反对的浪潮代替另一个取得了胜利，便是取得了财产或地位，自然也就从觊觎的一边走进了贪婪的一边。要完成这种转变，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那种毫无意义的、忽左忽右的议会辩论——它轰轰烈烈又不致越出范围，表面上郑重其事，像是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议会政治并非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民族基础，它是在国家立法中形成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松鼠轮子38。站在原地没有前进，又保持着进行重要活动的外表，从这点看还有比两个英国议会表演得更冠冕堂皇的吗？
但在这里，保持外表是最重要的。
在现代欧洲的一切方面，都深深存在着两个显然来自柜台的特点：一方面是伪善和欺诈，另一方面是炫耀和吹嘘。买卖就是玩弄花招，半价买进，卖出以次充好，用表面代替实质，隐瞒某些缺点，花言巧语骗人，不是真的正直而是装出正直的样子，不是表里一致的诚实，而是装出诚实的外表。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靠装潢门面，以致粗俗愚昧也取得了文明的外表。我们谁没有为西方社会的无知（我这不是指那些学者，而是指构成那个所谓社会的人们）感到惊愕和脸红？那里不可能有严肃的理论教育，它需要的时间太多，与事业关系又太小。凡是与商品流通和“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关的一切，在市民社会看来都不是必要的，他们的教育必然有限。因此我们发现，那些市民一旦离开他们走惯的平坦道路，便显得愚昧无知，头脑迟钝。一般而论，狡猾和伪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和具有远见；它们的视野狭隘，航程短浅。
英国人理解这一点，因此不离开习惯的轨道，宁可忍受中世纪的一切，尽管它们不仅不方便，而且荒谬可笑，他们还是不愿作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