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3/5页）

我们从警察局被送到了嘉布森大厦，那儿现在是外交部，但当时是一个什么临时警政委员会。我们被押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个秃顶老头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他戴一副眼镜，穿一身黑衣服，把警察局长问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的护照在哪里？”

“我们出外散步时从来不带护照……”

他拿起一个什么本子，看了好久，显然什么也没发现，又问押送的人：

“你们为什么逮捕他们？”

“长官命令逮捕，我们就逮捕；他说这些人是嫌疑分子。”

“好，”老头子说，“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们可以走了。”

等押送的人走后，老头子要我们说明被捕的原因。我把经过讲了一遍，又说，那个军官也许在5月15日的大会上看见过我，接着还谈了我昨天遇到的一件事：我坐在柯马丁咖啡馆里，突然发生了一场误会。一队龙骑兵飞也似的从街上经过，国民自卫军在两旁布置了岗哨；我和咖啡馆里的五六个人走到窗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兵站在下面粗暴地喊道：

“没有听到叫你们关上窗吗？”

他的声调使我有权认为他不是在同我讲话，因此我对他的话毫不在意，何况我不是一个人，只是无意之间站在前面罢了。那位秩序的保卫者17端起了步枪（因为这事发生在底层）想用刺刀扎我，我发现了他的意图，便退后一步，对其他人说道：

“先生们，你们是见证人，我对他什么也没做；难道国民自卫军便是这么用刺刀对待外国人的吗？”

“这太不对了，这不符合他们的称号！”我旁边的人这么说。

咖啡馆老板吓坏了，赶紧关上窗。一个军士冲进屋子，露出一脸凶相，命令把所有的人赶出咖啡馆。我觉得，这位军士便是命令逮捕我们的那个先生；柯马丁咖啡馆离马德莱教堂只有两步路。

“这就对了，先生们，你们瞧，不谨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往外面跑，人们的头脑在发热，血在流……”

这时国民自卫军士兵抓来了一个女用人，说她在把一封寄往柏林的信投进信箱时被长官看到，就被捕了。老头儿收下了信，命令士兵回去。

然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不过请注意，不要走原来几条街，特别要绕过逮捕你们的那些哨兵。是的，等一下，我派个人送你们，他会把你们带到爱丽舍田园大街，那里是可以通行的。”

“还有你，”他对女用人说，把信交还了她，没有检查，“把你的信投进另一只信箱，得远一些的。”

就这样，警察从武装的小市民手下保护了人们！

据皮埃尔·勒鲁18说，6月26日至6月27日夜间，他曾找塞纳尔19，要他对挤在杜伊勒里宫地下室中的人做出处理。大家知道，塞纳尔是个极端的保守派分子，他这么回答勒鲁：

“国民自卫军会在半路上杀死他们，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果您早来一个钟头，您还会在这儿遇到两个团长，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告诉他们，要是这种恐怖活动再继续的话，那么我只得丢下议长的位子，站到街垒上去了。”

我回到家中过了两小时，看门的带了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和四个工人打扮的人来了，不过他们还是露出了治安警察的尾巴和宪兵的面目。陌生人解开外衣和坎肩的纽扣，威风凛凛地让我看他的三色围巾20，说他是警察局长巴莱（后来在12月2日21的国民大会上，征服过罗马的乌迪诺将军22的衣领，就是这个人揪的），现在奉命要对我进行搜查。我给了他钥匙，他便动手了，与1834年莫斯科警察所长米勒干的完全一样。

我的妻子进来了，局长也像当年杜贝尔特派出的宪兵军官一样表示了歉意。我的妻子安详地直视着他的眼睛，等他终于把请求原谅的话讲完以后，说道：

“如果我不能为您设身处地考虑，那未免太残忍了，您由于不得不进行搜查已经够痛苦的了。”

局长有些脸红，但没说什么。他忙于看信，看过后把一叠信放在一边，突然走到壁炉前面嗅了嗅，拨了拨灰烬，郑重其事地回头问道：

“您销毁信件是什么意图？”

“我没有烧过信。”

“对不起，灰还热着呢。”

“不对，它不是热的。”

“先生，您是在对一位政府官员讲话！”

“这并不能使灰变热。”我说，有些冒火，提高了声音。

“难道我在胡说吗？”

“您凭什么权利怀疑我的话？……您带着正直的工作人员，不妨让他们检查一下。再说，如果我烧毁了信件，那么，第一，我有权烧毁，第二，您打算怎么办？”

“您另外没有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