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13/20页）

布尔加林和格列奇137不能作例子：他们骗不了谁，谁也不会把他们的奴才帽徽当作识别他们的意见的标志。波戈金与舍维廖夫这两位《莫斯科人》的编辑先生却恰恰相反，是真心诚意的奴才。舍维廖夫不知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受了他的一位祖先的感化，这位祖先在伊凡雷帝时期虽经严刑拷打仍口唱赞美诗，就差没有恭祝暴虐的老皇上万寿无疆了。至于波戈金，那是出于对贵族的憎恨。

历史上，思想家与政府合作的事是有的，但这只是在政府起进步作用的时候，例如彼得一世时期，或者当它在保卫祖国的时候，例如1812年，或者当它在医治战争的创伤，使它得到休养生息的时候，如亨利四世138时期，也可能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139。但是选择俄国专制统治最没有生气、最缺乏远见的时代，企图以沙皇老爷作靠山，反对贵族个人的胡作非为，而这贵族又是同一沙皇政权所扶植和支持的——这做法本身就是荒谬而有害的。

有人说，忠于沙皇政府，取得它的保护，就可以更大胆地宣讲真理。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讲呢？

波戈金作为教授是有益的；俄国历史学已被卡切诺夫斯基140糟蹋得一无所有，现在波戈金给这片废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并不全新的海雷恩141。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多大意义，虽然他什么都写，甚至还用俄文写过《葛兹·封·贝利欣根》142。他那生硬晦涩的文句，那种耳朵残缺、肌肤不全、思想夹生的粗糙表现手法，从前不知怎么感染了我，我模仿他的笔法写过一篇《韦特灵君旅行笔记》。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看后说道：

“波戈金看了，也一定会以为是他自己写的呢。”

舍维廖夫当了教授，可是大概什么也没干成。至于他的文学论文，我简直想不起其中有丝毫独创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然而他的文体却与波戈金的截然不同：浮夸空洞，像一块海绵，一块忘了加苦杏仁的没有凝固的奶油杏仁冻，不过在他那层糖浆下还是潜伏着大量苦涩的、自命不凡的怨恨。读波戈金的文章时，你老是以为他在骂街，不免要抬头打量一下，屋里有没有夫人在场。读舍维廖夫的文章，却总觉得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

提起莫斯科杂志界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文章，不免要想起盖奥尔格·福尔斯特143，他是库克在桑威奇群岛144的著名伙伴，也是罗伯斯庇尔在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145国民议会中的同志。这人在维尔诺担任植物学教授时，听到波兰语有这么丰富的子音，想起塔希提岛的那些同伴几乎只用元音讲话，便说：“如果把这两种语言混合起来，那将产生多么响亮而流畅的语调啊！”

然而， 《莫斯科人》的这一对孪生子尽管文笔拙劣，仍不怕丢丑，不仅向别林斯基挑衅，还攻击格拉诺夫斯基的学术讲演。不幸的是他们总是那么不知轻重，以致激起了所有正直人士的反对。他们谴责格拉诺夫斯基热衷于西方的发展，热衷于某种思想方式，而尼古拉正是为了要“纠正”这种思想方式才把人们套上锁链，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的。

格拉诺夫斯基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以勇敢而正直的反驳迫使他们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从讲台上公开责问挑衅者：为什么他应该憎恨西方，如果他憎恨它的发展，为什么他还要在讲台上讲演它的历史？格拉诺夫斯基说：“有人责备我把历史只是作为阐述我的观念的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有信仰，并把它们注入了我的讲演中；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对古往今来的历史事迹作多少引人入胜的叙述了。”

格拉诺夫斯基的回答如此简单，如此英勇，他的讲演又如此动人，使斯拉夫派的腐儒学究噤若寒蝉，而他们的年轻一代却像我们一样热烈鼓掌。讲学结束后，甚至有人试图从中斡旋。我们设宴款待格拉诺夫斯基，祝贺他讲演成功。斯拉夫派想与我们一起参加，推派尤·萨马林做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推我做主持人）。宴会是热烈的，大家频频敬酒，不仅融洽无间，而且不断干杯；结束时，我们与斯拉夫派举行了俄国式的拥抱和接吻。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只是要求我把我姓中的e换成БI，他说，这样听来更多些俄国味。但舍维廖夫连这一点要求也没有，相反，抱住了我，用自己的尖嗓子一再说：“他有e也好得很，他有e也像俄国人。”双方对和解都开诚布公，心口如一，但是自然，这并不妨碍一星期后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远。

一般说来，和解只有在不需要和解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双方的仇视已经消失，或者意见已经接近，彼此见到时已没有什么可争论了。否则，一切和解只能是互相削弱，使双方都失去鲜明的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我们的凯纳甲湖协议146不久即表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战斗以新的威力重又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