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七章（第5/7页）

但是多情的老人务必把凶手缉拿归案，他扔下国家大事，驰赴格鲁兹诺。在拷打和鲜血中，在呻吟和濒死的哀号中，阿拉克切耶夫用姘妇尸体上解下的血迹斑斑的头巾包着脑袋，给亚历山大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亚历山大复信道：“来吧，来靠在你的朋友的胸口，忘掉你的不幸吧。”从男爵维利19的话大概是对的，他说，皇上死前，水流进了脑髓。

但是凶犯没有找到，俄国人的善于保密是惊人的。

这时，阿拉克切耶夫完全像疯子一样，又来到诺夫哥罗德，一群受难者给送到了那里。他的脸色蜡黄，阴沉可怕，眼睛布满血丝，血迹斑斑的头巾仍未取下；审问重新开始，情形真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八十来人再度被捕。在城内，谁只要讲错一句话，有一点形迹可疑，就给抓走，向他盘查与阿拉克切耶夫某个仆人的关系，追问那些疏忽的议论。过路人也被捕入狱；商人和小文书们待在警察局几个星期，等候审问。居民躲在家中，不敢上街；对案件本身，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触及。

克莱恩米赫尔这个阿拉克切耶夫的老部下，也参加了这场审问……

省长把自己的官邸变成了刑讯所，拷打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从早到晚地进行。旧鲁萨的县长，这个早已司空见惯一切暴行的人，现在也感到了不安。有一个年轻妇女已怀孕五六个月，他奉命拷打审问她；他觉得无能为力，求见省长（这事是老波波夫20告诉我的，他当时也在场），对他说，这女人经不起鞭挞，这么做是直接违反法律的；省长气得发疯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到县长面前，举起拳头嚷道：“我命令马上逮捕您，马上审问您，您是叛徒！”县长被捕后辞职了。我衷心感到遗憾，不知道他的姓名，为了这件事，他过去的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宽恕——简单地说，这是英雄行为，在这班强盗面前显示人的感情，不是轻易能办到的。

妇女受尽拷打，她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因此死了。

但是“万寿无疆”的亚历山大也死了。那些恶魔还不知道今后的变化，作了最后的努力，终于查到了凶手；当然，他被判了笞刑。正当刽子手们庆贺胜利的时候，尼古拉下诏把他们送交法庭审问，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省长被押送最高法院受审21……甚至那儿也无法为他开脱罪责。但是尼古拉加冕后，发布了大赦令，大赦的范围不包括佩斯捷利和穆拉维约夫的朋友们22，却包括这个混蛋。两三年后他已因在自己的领地上滥施淫威，在坦波夫再度被送上法庭；是的，他应该得到尼古拉的赦免，因为他还比不上他。

到1842年初，我对省政府的职务已忍无可忍，想找个理由脱身。我正在左思右想，选择办法时，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替我作了决定。

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去上班。前室中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农妇，她见我穿着制服，马上跪在我面前，泪流满面，要求我主持公道。她的主人穆辛-普希金把她和丈夫放逐外地，却把他们十岁的儿子留下，她要求让她带走孩子。她正向我诉说时，省长进来了，我向她指指他，把她的状子交给他。省长向她解释，孩子年满十岁，就该留在地主那儿。母亲不能理解荒谬的法律，继续哀求，他感到不耐烦，女人却哭哭啼啼，抱住他的脚不放，他粗暴地推开了她，一边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我已用俄国话对你讲过，我没有办法，你还纠缠什么。”说完，他迈开大步，庄严地走到墙角放军刀了。

我也走了……这对我已经够了……那女人不是已把我看作他们的同伙了吗？应该结束这场喜剧了。

“您身体不舒服吗？”赫洛平参议问我，这人是因为犯了错误给从西伯利亚调来的。

“我病了。”我回答，站起身一鞠躬便走了。当天我就写了病假报告，从此我的脚没再踏进省政府。后来我又“因病”呈请辞职。枢密院批准了我的报告，并确定我的官阶是七等文官。但本肯多夫同时通知省长，不准我进入首都，应仍在诺夫哥罗德居住。

奥加辽夫第一次出国回来后，便在彼得堡替我活动，希望我能重返莫斯科。我不大相信这位保护人能获得成功，在诺夫哥罗德这个无足轻重的历史名城中，只觉得度日如年。谁知奥加辽夫办事有方，居然成功了。1842年7月1日，皇后利用家庭节日23的机会，请求皇帝让我回莫斯科居住，理由是我的妻有病，希望移居该地。皇帝允准了，三天后我的妻便接到本肯多夫的信，他通知她，我已蒙皇后的关照，获准随她回莫斯科；还向我报告了一个愉快的消息：我到了莫斯科仍得继续接受警察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