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一章

离 别

啊，人们，可恶的人们，你们拆散了他们……

我给纳塔利娅的第一封信是这么结束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敢提到“心”这个字，我的信中没有它，在信尾我写的只是“你的哥哥”。

那时，“我的小妹”对我已多么宝贵，她如何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一件事即可看到：我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次日，都写了信给她。“小妹”这称呼表达了我们之间一种完全自觉的感情，过去我无限喜欢它，现在也喜欢它，我用它不是表示一种界限，相反，它包含着各种意义：友谊，爱情，血缘关系，共同的志趣，亲族地位，难分难舍的习惯。以前我没有用这名称称呼过任何人，它对我是宝贵的，直到后来我还常常这么称呼纳塔利娅。

起先，我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也许，正因为不完全理解，另一个诱惑在等待着我。它不像我与卡爱坦的相逢，没有成为我生活中一段光明的历程。它只是使我无可奈何，引起了我许多的苦恼和内心的歉疚。

我坐了九个月监牢之后，便被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我还很少生活经验。最初我漫不经心，轻举妄动，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弄得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我的态度与在莫斯科全然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轻人，在这些地方，在这片沼泽中，我却得独立生活，我被看作一个官，虽然根本不像一个宫。我不难发现，不必多花力气，我就可以在伏尔加河边和卡马河边上层社会的客厅中占有一席位置，成为维亚特卡社交界的知名人士。

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乳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与高等学府学生的崇高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维亚特卡，我结识了整个上层社会，特别是青年商人，他们比内地其他各省的商人修养高得多，虽然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公文事务使我不能从事心爱的工作，我不安地度着游荡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敏感，或者不如说，容易激动的天性和缺乏经验，导致形形色色的冲突，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奉承巴结的心理作怪，我竭力左右讨好，不分是谁，一律争取好感，三言两语便成了朋友，甚至过分亲热，过了一两个月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但碍于情面，只得默不作声，戴着虚情假意的锁链与人应酬，直到有一天荒谬的争吵使这种关系破裂为止，而在争吵中，我被指责为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开头我在维亚特卡不是一个人，一位奇怪可笑的先生跟随着我，他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重大关节，总要登场：他的落水使我认识了奥加辽夫，在我通过塔乌罗根1边境时，他站在俄罗斯土地上向我挥手帕，总之，卡·伊·佐年贝格与我一起住在维亚特卡。我讲我的流放生活时，忘了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佐年贝格正预备去伊尔比特做生意。我的父亲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提出要佐年贝格到彼尔姆走一趟，替我在那里“装置寓所”，路费由他付。

到了彼尔姆，佐年贝格热心执行任务，那就是替我购置不切实用的物品，各种家什，锅子，碗，玻璃器皿，食品等等，还亲自前往奥布瓦河边，直接从“产地”选购维亚特卡种马。可惜一切齐备之后，我却给调到了维亚特卡。我们只得把刚买的东西半价变卖，离开彼尔姆。佐年贝格忠实贯彻我父亲的意志，认为必须随往维亚特卡，也在那儿替我“装置”住房。他的忠实可靠和忘我精神，得到了我父亲的嘉许，因此在他与我一起时，我父亲给他一月一百卢布酬金。这比去伊尔比特更有利，更保险，因此他并不急于离开我。

到了维亚特卡，他已经不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一匹是属于他自己的，虽然钱也是我父亲的。这些马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人眼中的身份。我已经说过，卡尔·伊万诺维奇虽已年过半百，而且脸上缺陷不少，还是专爱在脂粉堆里讨生活，沾沾自喜地相信，每个女人或姑娘一接近他，就像灯蛾在火边飞行一样危险。马所引起的效果，他当然不肯白白放过，要在情场艳事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何况环境也对他有利。我家的阳台面对院子，它后面便是花园。每天早上十点起，佐年贝格就脚穿喀山软底便靴，头戴绣金小帽，身披高加索紧身外衣，衔着大琥珀烟嘴，在阳台上“值班”，装得仿佛专心读书似的。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标的，那就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三位小姐。小姐方面也很关心外地来客，总是好奇地观看在阳台上吸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万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偷偷掀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大有希望，于是朝着神圣的方向优雅地喷出一缕缕轻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