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3/7页）
“我什么也不知道，关于我的供词，我没有一个字需要补充。”我回答他。
戈利岑站了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道：
“既然您不愿意，就不能怪我们了！”
审问到此全部结束。
到了1835年1月或2月，委员会最后一次传见我，这是为了让我重读一下我写过的答词，如果有什么补充，可以写上。只有舒宾斯基一人在场。我看完后对他说：
“我想请问一下，根据这些问题和这些回答，可以给一个人定什么罪？你们可以引用法典中哪一条给我判刑？”
“法典是为另一类罪行制订的。”穿蓝制服的上校回答。
“问题不在这里。我重读一遍这些作文练习，不能相信我坐六个多月牢就是为了这点事。”
“您真的以为，”舒宾斯基反问道，“我们就这么信任您，认为您没有组织秘密团体吗？”
“这团体在哪儿啊？”我问。
“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踪迹，你们也没有干成什么，这是你们的幸运。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简单说就是我们挽救了你们。”
这与《钦差大臣》中铁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11，何等相似！
我签字时，舒宾斯基打铃吩咐叫神父来。神父进屋，在我的签字下写了几句，说明我的全部供词均出于自愿，并无强迫情事。不用说，我受审时，他并不在场，现在甚至也没做做样子，问我一声当时的情形。这又是一个关在门外的见证人！
随着审问的结束，监狱的管理有些放松了。家属可以在城防司令部打条子来探望。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3月中旬，我们的判决书批准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一些人说我们将给送往高加索，另一些人说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也有些人指望我们会无罪开释（斯塔阿尔便是其中一个，他曾专门给皇上写过一个奏折，建议就把在押时期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最后，到了3月20日，我们给全部叫去，听戈利岑公爵宣读判决书。这一天真是喜上加喜，我们被捕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在宪兵队和警备部队军官的包围警戒下，我们彼此握手拥抱，兴高采烈，吵吵闹闹。会面鼓舞了大家，我们互相探听情况，交换消息，没有个完。
索科洛夫斯基也在场，他瘦了一些，脸色苍白，但幽默不减往日。
他写过《宇宙》《赫维里》及其他一些相当好的诗歌，天生具有诗才，但缺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必须前进一步，然而又修养不够，无法继续前进。他好玩，可爱，生活在诗情画意中，却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他谈笑风生，待人亲切，是及时行乐的好伙伴，一个乐天随和的人，喜欢吃吃喝喝——正如我们大家……也许更甚一些。
索科洛夫斯基是从酒筵上无意之间落进监狱的，但他能正确对待一切，在监狱中他成熟了。委员会的秘书，那位道学先生、虔诚的信徒和密探，在嫉妒、贪欲和谗言中逐渐消瘦、白了头发的家伙，出自忠君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敢照字面理解最后两行诗的意义，问索科洛夫斯基：
“诗歌最后那些大逆不道的话是针对谁的？”
“请您放心，”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这不是针对皇上的，而且我要特别提请您注意这个可以从轻发落的细节。”
秘书耸耸肩膀，把两眼朝上一翻，一声不作，瞪了索科洛夫斯基好久，嗅了一撮鼻烟。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警察没跟他说一声，便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我们的警察经常喜欢开这种玩笑，其实毫无必要。世界上任何职业都不如警察那么枯燥、讨厌，对自己毫无艺术要求，也不希罕任何装潢和粉饰。索科洛夫斯基直接给送进了监狱，关在一间黑黑的储藏室中。为什么要把他关在监牢里，我们却关在兵营中？
他随身只带着两三件衬衣，其他一无所有。在英国，每个犯人一进监牢，就给请去洗澡，我们这里却唯恐犯人太清洁。
要不是哈兹大夫12把自己一包内衣送给他，他身上非长满虱子不可。
哈兹大夫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怪物。这位傻头傻脑、受尽损害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他的一生比墓志铭上那种官样文章式的溢美之词好得多，它们只是为两个上层阶级歌功颂德，可惜这些德行直到身体开始腐烂时才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