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章（第3/4页）

警察所里也是惶惶不安：一夜发生了三次火警，后来委员会又两次派人查问，我出了什么事——有没有逃走？齐恩斯基没有对里斯本的警官骂完的话，便由所长完成了；这是可以料到的，因为所长也不是毫无责任，至少他没有问清楚，该把我送往哪里。办公室墙角里，一个人躺在椅上呻吟。我看了看，这是个小伙子，生得漂亮，衣衫整洁，他在咯血，哼哼哧哧的，警察所的医生说，早上得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军士把我带回我的房间，我趁机向他打听伤者的案情。这是个退伍的近卫军军官，与一个使女私通，厢房起火时，他正在她的屋里。这个时期放火事件弄得人心惶惶；确实，没有一天我不听到三四起火警的钟声，每夜我的窗外都能望见两三处火光。警察和居民想尽办法缉拿纵火犯。军官为了不致玷污姑娘的名誉，趁混乱当口爬过围墙，藏在邻舍家的棚子里，想伺机溜走。一个小姑娘刚好走进院子，看见了他，马上报告骑马经过的警察，纵火犯躲在棚子里。警察带了一群老百姓冲进木棚，得意扬扬地把军官拖了出来。大家结结实实揍了他一顿，以致第二天一早他就死了。

开始清查抓到的人；一半释放了，另一半被认为有嫌疑。警察局长布良恰尼诺夫每天早晨来一次，审问三四个小时。这些嫌疑犯时而挨皮鞭，时而被拳打脚踢，他们的哭声、喊声、讨饶声、尖叫声、女人的呻吟声，跟警察局长严厉的嗓音、文书单调呆板的宣读声，交织在一起，传进我的耳朵。这是骇人的，无法忍受的。到了夜间，我做梦也听见这些声音，醒来怒不可遏，想到这些受难者离我不过几步远，他们戴着镣铐躺在麦秸上，衣服撕破了，背脊打断了，可是很可能他们是毫无罪过的。

要了解俄国的监狱、俄国的法庭和警察是怎么回事，就得去当农民，当仆人，当工匠或小市民。政治犯多数属于贵族，他们遭到严格的监禁，野蛮的惩罚，但他们的命运还是不能与胡子拉碴的穷光蛋相比。对那些人，警察是从不客气的。农夫或工匠事后能向谁申诉，能上哪儿寻找正义呢？

俄国法院和俄国警察的无法无天、残暴、专横和腐败，真是一言难尽，以致老百姓进了法院，怕的不是依法惩办，而是审讯过程。他但愿快点给送往西伯利亚——惩罚开始之时也就是折磨告终之日。我们至今不会忘记，警察逮捕的嫌疑犯中，四分之三在审问后释放了，但他们与有罪的人一样受尽了严刑拷打。

彼得三世撤消了拷问室和秘密侦讯处。

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了刑讯。

亚历山大一世再度废除了它。8

在“威逼下”招认的供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动刑审讯犯人的官员，本人应受到审问和严厉惩处。

然而整个俄罗斯，从白令海峡到塔乌洛根，人们在受刑；不便用树条鞭打的地方，就用无法忍受的酷热，用干渴，用多盐的食物代替拷问。莫斯科的警察在零下十几度的气候中，强迫受审者赤脚站在铁板上，把人折腾得奄奄一息，死在医院中。当时梅谢尔斯基公爵主管着医院工作，这件事便是他在愤怒中透露的。长官们知道这一切，省长们掩盖这一切，大权在握的最高法院容忍这一切，大臣们默认这一切；皇帝和教会，地主和警官——大家赞同谢利凡的意见：“为什么不鞭打农民，农民有时候是需要鞭打的！”9

负责侦查纵火案的委员会接连审问了六个月，也就是鞭打了六个月，最后还是毫无着落。皇上大发雷霆，下令限三天内破案。案子果然在三天内破了，纵火犯查到了，被判处了鞭笞、黥面和流放做苦役等刑罚。家家户户管院子的都给叫去看“纵火犯”受国法严惩。这已是冬季，我那时关在克鲁季茨兵营。一个宪兵大尉去看了这幕活剧，好心的老人回来后向我讲了详细情形，我这里就是转述他的话。第一个被判鞭笞的犯人大声喊冤，他发誓他是无罪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严刑拷打下他招供了些什么，于是他脱下衬衣，背对群众，又道：“东正教徒们，你们瞧吧！”

人群发出了一片惊恐的呻吟声：他的背上布满了横一条竖一条的青色伤痕，现在却要让这遍体鳞伤的脊背再受一次鞭打。人们的怨言，阴沉的气氛，使警察着了慌，刽子手减少了规定的鞭打数，另一些人赶紧刺字，还有一些人匆匆钉脚镣，事情就这么草草收场。然而这个场面震动了居民，莫斯科街谈巷议，舆论哗然。总督为此向皇上奏报。皇上下令成立新的法庭，对那个在行刑前当众鸣冤的犯人，尤其要查清案情。

过了几个月，我从报上看到，皇上为了犒劳两名无辜受罚者，发给每人二百卢布，补偿他们被鞭打的痛苦，并且颁发专门证件，证明他们虽被黥面，实际上是无罪的。这就是那个当众叫屈的纵火犯和他的一个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