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七章（第5/9页）
我们已不习惯青年时代这种热情洋溢的谈话，它使我们觉得陌生；然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写的这些字句，可以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他是不会被卑鄙的罪恶和伪善的美德所玷污的，他也许会失足陷入泥沼，但仍将出污泥而不染。
这不是不相信自己，这是信心本身引起的疑虑，一种强烈的渴望，它要求证实，要求听到友爱的语言，尽管这是不必要的，但对我们又如此可贵。是的，这是正在萌芽的创造力所感到的烦躁，正在成长的胎儿的不安探视。
他在那封信29中又写道：“我还不能捕捉我的心灵听到的那些声音，身体的不相适应限制了想象力。但是，随它去！我是诗人，在冷漠的推理无能为力的地方，诗歌向我提示了真理。这是启示的哲学。”
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就这么结束了，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监狱。但是在跨进这个阶段之前，应该先讲一下，我们与它相逢的时候，正在朝什么方向前进，有些什么思想。
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教育了我们。尼古拉皇位坐稳了，暴政有增无减，但是使我们痛苦的不仅是这些；我们忧心忡忡地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在法国，这个应该是发出政治信号和口令的地方，事情也并不妙。我们的理论在我们心中变得可疑了。
1826年那种幼稚的自由主义，是按照法国观念逐渐形成的，这种观念拉斐德和邦雅曼·贡斯当曾宣扬过，贝朗瑞曾歌唱过，但是现在波兰覆亡之后，它对我们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正是在这时，一部分青年，其中也有瓦季姆，投身到了深刻严肃的俄国历史的研究中。
另一部分人则埋头于研究德国哲学。
我与奥加辽夫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我们与某些思想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能马上丢开它们。对贝朗瑞的“宴会上的革命”30，我们的信心动摇了，但我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那不可能在涅斯托尔的编年史31中，也不可能在谢林32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找到的东西。
在这动荡不定、莫衷一是、对那些使我们困惑不安的问题力求作出回答的时期，我们弄到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一些小册子，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和案情。这一切震动了我们。
浅薄的和并不浅薄的人们已对昂方坦33神父和他的使徒们揶揄够了；现在到了改变态度，承认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时候了。
在市侩的世界中，这些热情奔放的青年庄严地、诗一般的诞生了，他们穿着不开前襟的坎肩，留着长长的胡髭，向社会宣告新的信念。旧秩序想根据拿破仑法典34，根据奥尔良教规35，对他们提起公诉，他们却以自己的名义，振振有辞地要把旧秩序传上自己的法庭进行审问。
一方面是妇女解放，号召她们参加公共劳动，让她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对肉体宣告无罪，平反昭雪，恢复肉体的名誉36。
那些伟大的话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一整个世界，这是健康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美的世界，符合自然道德的、因而也是道德上纯洁的世界。许多人嘲笑妇女的自由，嘲笑对肉体权利的承认，给这些话加上肮脏的、庸俗的含义；我们的修士式淫欲观念惧怕肉体，惧怕妇女。善男信女们明白，净化肉体，尊重肉体，这是对基督教的送终祈祷；生的宗教代替了死的宗教，美的宗教代替了禁欲主义的、斋戒祈祷的宗教。被钉上十字架的肉体重又复活了，它不再为自己感到羞耻。人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终于明白，他是一个整体，不是由两种互相制约的不同金属构成的钟摆，于是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敌人消失了。
这些摆脱了唯灵论桎梏的话，要在法国公众面前公开宣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法国人的观念中，唯灵论占有崇高的地位，尽管在他们的行为中它毫无地位。
旧世界曾为伏尔泰所嘲笑，为革命所打倒，但是市侩们又把它扶植起来，改头换面，奉为圭臬，供自己利用。它还没有与这种新思潮较量过。它企图根据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伪善原则，审问这些叛逆，反被他们揭露得体无完肤。它控告他们背弃基督教，他们却指出法官头顶的圣像在1830年革命后已被覆盖37。它控告他们为情欲辩护，他们便责问法官，他的一生难道真的那么贞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