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亚哈

离开楠塔基特好几天了，始终还没有看见亚哈船长从舱中出来。三个副手定时轮流值班，看不到任何反常的事情，他们似乎就是船上仅有的指挥官了，只是他们有时从船舱中出来，带来突然而专横的指令，这才知道他们只是代人指挥而已。是的，他们的最高主子和独裁者就在那里，尽管迄今为止，没有获准进入那个神圣隐秘的船舱的人，还没有机会看到他。

每一次我在下面值完班，上到甲板上，我都马上看一看船尾，看是否有陌生面孔出现，因为最初与这位尚未谋面的船长有关的模模糊糊的不安，在与世隔绝的海上，现在已经几乎变成了一种烦恼。衣衫褴褛的以利亚断断续续的恶毒话语，时时不请自来，在我心中重现，以预想不到的微妙力量，奇怪地加重了这种不安的感觉。我几乎已经承受不住了，要是换了别样的情绪状态，对于码头上那位古怪先知严肃而荒诞的言行，我便会一笑了之。可无论我感觉到的是恐惧还是不安——姑且这么说吧——每当我在船上环顾四周，便似乎觉得这样的感觉没有任何道理。尽管标枪手们和那一大群水手，与我以前熟悉的温顺的商船水手相比，要野蛮得多，行事更有异教徒风格，而且五色杂陈，我仍然要把这种忧虑的感觉归结为——也是正确地归结为——我不顾一切投身其中的疯狂十足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职业，是它强烈而独一无二的本质使然。但是，船上三位主要长官的表现，也就是大副二副三副，尤其有力地缓解了这些让人无精打采的疑虑，让人对航行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信心和欢快之情。想找三个更好、更合适、每人自有一套的长官，恐怕并不容易，而且他们每一个都是美国人；一个楠塔基特人，一个马撒葡萄园岛人，一个科德角人。船从港口启航时正是圣诞节期间，有一段航程我们遇到的是寒冷刺骨的北极天气，尽管我们始终是在离开这种气候，向南行驶；我们每航行过纬度的一度一分，就逐渐离那无情的冬天又远了一度一分，将它无法忍受的天气留在身后。一天早晨，天色并不阴暗，但还是灰蒙蒙的，正在明暗交替之际，伴随着一阵顺风，船破浪而行，报复般地一蹦一跳，速度快得叫人忧虑。我登上甲板去值午前班，我抬起眼睛向船尾栏杆一瞄，一阵预兆般的寒战便袭遍了我的全身。现实超过了恐惧，亚哈船长赫然就站在后甲板上。

他似乎没有任何普通的病象，也没有任何康复的迹象。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从火刑柱上剥下来的人，烈火燃遍了四肢，四肢却没有烧毁，也丝毫无损于它们久经风霜的结实健壮。他的身形高大，好似用坚固的青铜制成，而且是在一个不可改变的模子里塑造成型的，像意大利雕塑家切利尼浇铸的珀耳修斯像。一道略显苍白的纤细的杆状疤痕，从他的灰发间蜿蜒而出，从晒成黄褐色的面颊一侧径直而下，经过脖颈，隐没在他的衣服里面。它类似于凌空而下的闪电，在一棵高耸的大树上劈出的一条垂直裂缝，有时闪电一根嫩枝都没有损坏，只是从树顶到树根剥去了一道树皮，留下一条凹槽，然后消失在泥土之中，留下大树依然青葱鲜活，只是打上了烙印。那道疤痕是生来就有的，还是重大创伤留下的，没有人能确定。凭借某种心照不宣，人们在整个航行中很少或根本不提这件事，尤其是几位长官。不过，塔什特戈的长辈，该黑德的一个老印第安人，迷信地断言，亚哈身上出现那道烙印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那道疤痕不是和任何凡人打架留下的，而是在海上与暴风雨搏斗造成的。但是，这个胡乱的猜想被一个马恩岛老头用拐弯抹角的推理给否定了，这老头阴森森的，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楠塔基特岛，也从来没有见过疯狂的亚哈。然而，古老的海上传说，无法追忆的古老迷信，轻易赋予了这个老头以超自然的洞察力。所以，当他说如果亚哈船长哪天寿终正寝——这样的事几乎不太可能，他又嘟囔了一句——那时，为死者做终敷礼的人将会发现，他从头到脚有一道胎记，对他这番话，没有哪个白人水手予以认真的反驳。

亚哈整个给人的冷酷印象和那道青灰色的疤痕，给我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致最初片刻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霸道冷酷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那条支撑他半个身子的粗蛮的白腿。以前我听人说过，这条象牙色的假腿是在海上用抹香鲸颚骨打磨成的。“是啊，他的腿是在日本海上断的，”该黑德的那个老印第安人说，“可是和他船上折断的桅杆一样，他不用回家取就安上了另一个根桅杆。他有相当多的桅杆。”

他奇特的姿势让我大吃一惊。在“裴阔德号”后甲板的每一侧，紧靠后桅侧支索的地方，船板上各有一个钻出的洞，大概半英寸深。他的假腿就插在那个洞里固定着，他一只胳膊抬起，抓住一根侧支索，笔直地站在那里，径直越过不停俯仰的船头向远方望着。他的那种一动不动、无所畏惧、笔直向前的凝望中，有着无比坚定的勇气和绝不会屈服的倔强意志。他一句话都不说，他属下的头目们也和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他们细微的姿态和表情，都清楚地表明，置身于这个满怀烦恼的主子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即便不觉得痛苦，也会有不安的感觉。而且，不仅如此，喜怒无常、饱受摧残的亚哈站在他们面前时，脸上带着一种基督受难的表情，某种巨大痛苦带来的无可名状、压倒一切的君王般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