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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国法律规定，各种资料的审查工作结束之后，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和各政党代表及副代表立即投票，当然，他们必须是在该选区登记的选民，在场的上述人员均符合要求。虽然他们尽量拖延时间，但是，把这前十一张选票塞进票箱，四分钟也绰绰有余了。于是他们开始等待，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刚刚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主任委员就开始烦躁不安，建议一位委员去看看是否有人来了，说不定一阵风吹过，门关上了，一些选民吃了闭门羹，转身往回走，还愤愤不平地说，既然选举延期举行，至少应当讲点儿礼貌，通过电台和电视台通知公众一声，电台和电视台总还能提供这类信息吧。秘书说，谁都知道，要是一阵风把门吹得关上了，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可这里谁也没有听见任何响动。那位委员犹豫不决，去还是不去呢，但主任委员固执己见，请你去一趟，去吧，小心别淋湿了。门仍然敞开着，被门吸固定得结结实实。委员伸出头去，朝这边看看，又朝那边看看，赶紧缩了回来，只不过一转眼工夫，整个脑袋就像在淋浴喷头下冲过一样。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个优秀委员，让主任委员高兴，这是他头一次接受指派完成一项任务，必须以高速度高效率的工作博得上司的赏识，凌云壮志他早已有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说不定有一天平步青云，也能领导一个选民代表大会，届时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诧异。他回到会议室，主任委员既像内疚又像开心地喊道，伙计，不要淋成这个样子嘛；没关系，主任委员先生，委员一边用上衣袖子擦着下巴一边说；看到什么人了吗；就本人目力所及，一个人也没有，街上成了一片汪洋。主任委员站起身，犹豫不决地在办公桌前面踱了几步，然后径直走到票箱旁边，朝里面望了一眼，又返回原处。这时候，中间党代表站起来发言，再次陈述他的预见，说弃权的选民人数会直线上升。右翼党代表则老调重弹，又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说选民们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可以投票，此时大概正在家里等着暴风雨平静下来。而左翼党代表觉得还是沉默不语为好，心想，如果当初副主任委员进来的时候真的把已到嘴边的话说出口，现在的处境该多么难堪，当时他是想这样说的，区区三四滴雨水绝对吓不倒我党的选民。秘书看到众人把目光投向自己，就提出一个很实用的建议，他说，我觉得，给内政部长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本市和全国其他地区选举进行的情况，应当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主意，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这里出现的爱国热情缺失是普遍现象呢，还是仅仅是这里的选民不肯带着选票赏脸出席。右翼党代表听罢勃然大怒，站起身来说，我要求把以下的话记录在案，作为右翼党的代表，我对秘书先生提到选民时使用的不敬之词和令人难以接受的挖苦口吻表示最强烈的抗议，选民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没有选民，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早已经被世界上现存的无数独裁暴君中的某一个收入囊中了。秘书耸耸肩，问道，主任委员先生，我应当把右翼党代表先生的要求记录在案吗；我认为还不至于如此严重，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都在气头上，焦躁不安，甚至不能自持，众所周知，这种精神状态下容易说出实际上并不想说的话，我相信秘书先生不想冒犯任何人，他本人是个对自己的责任有着清醒认识的选民，证据是，像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一样，他也是顶风冒雨到这里来履行应尽的义务的，我真心地赞赏这一点，不过，并不能因此而不请求秘书先生严格履行使命，不要发表任何可能伤及在座的各位或其政治情感的评论。右翼党代表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却被主任委员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于是，冲突没有继续恶化，当然，中间党代表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失时机地重新谈起了秘书提出的建议。实际上，他接着说，我们就像大海上的一群遇难者，既没有船帆又没有罗盘，既没有桅杆也没有船桨，而且油箱里的柴油已经用尽；完全正确，主任委员说，我现在就给内政部打电话。他一边说一边朝远处那张放电话机的桌子走去，手里拿着几天前得到的一张会议指南，上面有内政部的电话号码等相关资料。

通话很简短，这里是第十四选区选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我现在非常担心，坦率地说，这里发生的事很怪异，开门已经一个多小时，但直到现在还没有选民前来投票，是的，先生，连个人影也没有，当然，没有办法让暴风雨停止，大雨，狂风，洪水，是的，先生，我们一定继续耐心坚定地应对，不用说，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接下去，主任委员只有几次点头表示同意，几声勉强忍住的感叹，以及三四个已经脱口却未能说下去的词语。他放下话筒，向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同事们望一望，但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他们，他眼前出现的似乎是许多空荡荡的会议室，一摞摞尚未启用的登记册，一个个翘首等待的主任委员及其秘书，还有各怀鬼胎的政党代表，他们正在相互观察，计算着在这场博弈中哪个能赢，何人会输，那边，一个精明强干的委员从门口回来，淋成了落汤鸡，他告诉大家说，还是没有任何人前来投票。内政部是怎么回答的，中间党代表问道；他们也不知道人们怎么想的，当然有很多人是因为天气恶劣留在家里，但是整个城市的情况和这里大致相同，对此他们无法解释；你为何用大致这个词呢，右翼党代表问道；其中几个选民大会，当然为数不多，已经有选民在投票，只是人数极少，少得可怜；全国其他地方呢，左翼党代表问，不只首都在下雨呀；这正是令人莫名其妙之处，有的地方和这里一样大雨滂沱，但人们仍然前去投票，当然天气好的地方投票的选民更多，说到天气，据气象部门预告，中午以后天气会转好；也可能越来越糟，记得有句谚语吧，中午以后要么雨更大要么天放晴，又一个委员提醒大家，此前他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一阵寂静。这时秘书把手伸进外衣口袋，掏出手机，按了一个号码。在等待对方接听的时候，他说，借用大山与穆罕默德的故事里一句话，既然我们不能向不认识的选民打听他们为什么不来投票，那么就问问家里人，家里人我们总该认识吧，喂，你好，是我，对，你还在那里呀，怎么还没有来投票呢，在下雨，这我知道，我的裤腿还湿着，对，是这样，对不起，我忘了你说过午饭以后再来，当然，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这里的事挺麻烦，要是我不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投票，一个也没有，你也许不相信，好，我在这里等你，吻你。他关上手机，以嘲讽的口气说，至少一张选票有保证了，我老婆下午来。主任委员和其他委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看样子非效仿秘书的做法不可了，但同样看得出来，他们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因为那等于承认，在本选民代表大会里，思维敏捷和当机立断的桂冠竟然落到了一个秘书的头上。而刚刚到门口去察看是否还在下雨的那位委员则轻而易举地悟出一个道理，他还需要多吃几年面包和盐，才能修炼到秘书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像魔术师从爵士帽里抓出一只兔子似的，从手机里拽出一张选票来，如此举重若轻，挥洒自如，世所罕见。这位刚刚从门口回来的委员还看到，主任委员已经躲到一个角落，正在用手机与家里通话，其他人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个个十分小心，低声细语，他也非常佩服同事们这种诚实的态度和廉洁奉公的精神，不使用摆在桌子上的座机，以节约国家的经费，因为座机原则上只用于公事。唯一的例外是左翼党代表，他没有手机，只得耐心等着听别人的消息，不过应当说明，这个可怜虫家在外地，独自一人在首都生活，没有可以打电话叫来的人。电话交谈陆续结束，用时最长的当数主任委员，看样子他要求电话另一端的人立刻赶来投票，双方争执不休，不论结果如何，当初首先打电话的本应是他，既然秘书已经抢在前面，就让他占这点便宜吧，我们已经看出来了，那家伙属于爱出风头的人，如果像我们一样尊重上下等级秩序，就该直接把想法告诉上司。主任委员发出一声已经憋在胸中很久的叹息，把手机装回口袋，问道，怎么样，都知道一些情况了吧。这不仅是明知故问，而且可以说有点言不由衷，首先，因为知道这个词是动词，就词义而言，人人都知道一些情况，即便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情况，其次，提问者显然在利用其职务固有的权威逃避自身的责任，因为本应由他首先向下属提供一些信息。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他那声叹息，没有忘记他在电话里提出要求时流露出来的暴躁，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假设电话另一端是家人，那番通话语气不够平和，也缺乏教养，与一位公民和主任委员的身份不符，遇到突发事件周章失措，不能泰然处之，而现在还逃避困难，要求下属首先发表意见，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是领导者的另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更现代的方式。左翼党代表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能坐在那里倾听，除他之外的其他委员和政党代表，有的说家里人不愿意淋雨，盼望老天赶快放晴，便于人们前来投票，还有的像秘书的妻子那样，等下午再来。唯有刚从门口回来的那位委员与众不同，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看得出来，他觉得有理由高兴，若是用语言表达，那就是，我家里没有人接听，这只能说明他们正在前来投票的路上。主任委员回到自己的座位，重新开始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