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我在作坊里的职责不复杂:早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给工匠们准备好茶炊;工匠们喝茶时,我和巴维尔便去收拾作坊,把调配颜色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就到铺子里去了。晚上我必须磨颜料和“观摩”手艺。刚开始时,我对“观摩”有很大的兴趣,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分工很细的技术活都不喜欢,而且感到腻烦乏味。

晚上我有空闲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见闻和知识,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从童年起就被关进了作坊这个狭小的笼子里,从那时起就一直待在里面。整个作坊的人,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一谈到莫斯科,他就深有感触地皱起眉头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你得睁大眼睛,小心点!”

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谈到喀山的时候他们都问我:

“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吗,也有教堂吗?”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也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不都是从那边、从里海运来的吗?那就是说,乌拉尔是在海上!”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因为他们硬说英国是在大洋的彼岸,说波拿巴是卡卢加省的贵族出身。当我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时,他们还是不大相信我。他们全都喜欢听恐怖的童话,情节复杂的故事,甚至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明显地宁肯听虚构的故事,而不喜欢真实。我看得很清楚,越是不可思议的事件,故事中的幻想越多,他们就越发听得认真。总之,现实生活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空想地巴望着未来,而不愿意看到贫困和畸形的现在。

这就更使我惊讶了。因为我已经极其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遁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以及日哈列夫和洗衣妇娜塔利娅等,这些活生生的人就在我的面前,而在书本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布尔加林的《伊万·魏日金》和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卷作品,我把这些书全都念给大家听了,他们都很喜欢。拉里昂内奇说:

“读书可以免除吵架和喧闹,这很好。”

我努力去找书,不停地找,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是一些美好的夜晚。作坊里安静得像深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玻璃球,就像是白色的寒星,它们的光线照着伏在桌上的那些头发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上。我看到一张张平静的若有所思的脸,有时也听到一些赞扬书的作者或主人公的声音。大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温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时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了。

“我们有了书就像到了春天一样,诚如去掉防冻窗框,窗户即可自由开放了。”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很难弄到书,也没想到图书馆去借书,但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终于还是借到了一些书。有一天消防队队长借给了我一卷莱蒙托夫的作品。从此我开始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它对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从读《恶魔》的前几行起,西塔诺夫就望着这本书,然后又看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上,把长长的两条胳膊掖在双膝中间,摇晃着身体笑着,椅子在他的身下轧轧直响。

“静一点,兄弟们!”拉里昂内奇说着,也丢下了工作,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我正在这张桌子旁边朗读这本书。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我念完第一章时,几乎所有的人全都围在桌子四周,相互紧紧地挨着、拥抱着,皱着眉头笑着。

“念下去,念下去。”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在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夺过去,看了看书名,把它挟在腋下宣布说:

“这本书要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书我藏着。”

他走了,把莱蒙托夫这本书锁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马上就干起活来了。作坊里一片静寂,大家都小心地回自己的工作台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站着发愣。日哈列夫放下画笔,严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