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要下雪了,外祖父又把我领到外祖母妹妹家去。

“这对你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他对我说。

我觉得,这个夏天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长大了,也变得聪明了。可是这期间,老板家里也变得更加无聊乏味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吃得太多,伤了肠胃,经常害病,仍然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彼此的病情;老太婆仍然那么可怕而又恶毒地祈祷上帝。年轻的女主人产后变瘦了,身材也变小了,但走动起来仍然像怀孕时那样大摇大摆和缓慢。她每次为婴儿缝衣服时总是小声地哼着同一首歌: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东——

斯皮里亚,我的好弟兄;

我坐在雪橇里,

斯皮里亚坐后脚蹬……

若是我走进她屋里去,她便立即停止哼唱,生气地嚷道:“你来干啥?”

我坚信,她除了这首歌之外,别的一首都不会。

晚上,老板一家子把我叫到房间里,命令式地说:

“来,你说说你在船上生活的情况吧!”

我坐在厕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便说了起来。在我不愿意来却硬要把我塞进来的这个地方,回忆一下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我还是觉得愉快的。我说得入迷了,竟忘记了听众是谁,不过时间不长。那两个没有坐过船的女主人问我:

“在船上总会有点害怕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要是轮船忽然开到很深的地方并沉了下去怎么办?”

老板哈哈地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轮船在深水地方不会沉下去,但也无法说服这两个女人。老太婆不相信轮船是在水上浮游着,而认为是像四轮大车在地上跑那样,靠轮子在河底下转动。

“它既然是铁的为何能浮动呢?想必斧子不能浮在水上吧……”

“铁勺子不是也不会沉入水里吗?”

“怎么能这样比较呢!铁勺子可是又小又空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及他的藏书时,他们也不信任地看着我。老太婆说,那些书都是傻瓜和异教徒编写的。

“那么圣诗集呢?大卫王呢?”

“圣诗集是圣书;大卫王也为圣诗集向上帝请求过宽恕。”

“什么地方有这种记载?”

“就记在我的手掌上,给你后脑勺一巴掌,你就知道记在什么地方了!”

老太婆知道一切,无论说什么她都很有把握,而且说得很粗野。

“彼丘尔克街有个鞑靼人死了,灵魂从他的喉咙里流了出来,是黑色的,像焦油一样!”

“灵魂是一种精神呀。”我说。她却轻蔑地嚷道:

“傻瓜!鞑靼人也有精神吗?”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籍。

“读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她说,“我老家格列别什卡有一个良家少女,就是因为读书,读着读着就爱上了一个教堂执事。于是执事的老婆便非常难堪地羞辱了她一顿,就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我有时候引用斯穆雷书中的一些话,其中有一本前后页都有缺损的书中写着这样的话:“老实说,火药并不是谁发明的,跟往常的情况那样,它的出现,是长期一系列细微的观察和发现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固,尤其是“老实说”这个词,我十分喜欢。我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因为它给我带来过许多痛苦,可笑的痛苦。确有此事……

有一天老板一家提出要我再讲讲轮船上的事,我回答说:

“老实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大声嚷道:

“什么?你说什么?”

同时他们四个人全都哈哈地笑起来,学着说:

“老实说,啊——天哪!”

连老板也对我说:

“这词你用得并不高明,怪人!”

从那时起,他们很长时间都叫我:

“喂,老实说!去把娃娃床底下的地板擦擦干净,老实说……”

这种毫无意义的挖苦话,并没使我生气,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生活在这种愚笨的令人愁闷的迷雾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心境,我便尽量地多干活。这里有干不完的话:屋里有两个婴儿,保姆不合心意,经常更换,只好我去照料婴儿,每天都要洗尿布片,每周要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边的洗衣妇取笑我说:

“怎么,你竟干起女人家的活来了?”

有时她们把我捉弄得太过分了,我就把湿衣服拧成条状击打她们,她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不过跟她们一起玩倒是很愉快、很有趣的。

“宪兵泉”顺着深沟底流入奥卡河,深沟把被称为古神的雅里洛的田野与城市隔开,每逢悼亡节,城里的小市民都要在这块田野上举办游艺会。外祖母对我说过,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里洛,并给它供祭品;人们把轮子缠上浸了松脂的麻屑,点上火从山上滚下去,大家一起喊呀,唱呀,看这轮子是否滚到奥卡河里去,如果能滚到,就表明雅里洛神接受了祭品,那么这一年就是阳光普照,人人幸福的好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