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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和斯特罗伊夫一样相信斯特里克兰德和布兰奇的关系终会灾难性地结束，但是我没有料到这件事会以这种悲剧收场。夏天到来了，憋闷，湿热，即便到了夜晚也没有什么凉意，让人们疲惫的神经缓解一下。白天太阳烤热的街道，好像把热量释放了出来，街上行人无精打采，抬不动脚步。我好几个星期没有看见斯特里克兰德了。别的事务缠身，我不再多想他这个人和他的事情。德克一肚子徒劳的苦水开始让我听烦了，我尽量避免和他来往。那是一桩龌龊的事件，我不愿意让自己陷得更深。

一天早上，我正在写东西，身上还披着睡衣。我的思绪在漫游，想到了布列塔尼53①阳光灿烂的沙滩以及清凉的海水。我身边放着门房送来的装牛奶的空碗和弯月形小面包，因胃口不佳，没有吃完。我听见门房在隔壁房间放掉浴缸的水。门铃响起来，我让门房先去开门。不一会儿，我听见斯特罗伊夫的声音，问我在不在屋里。我没有挪窝，大声喊他过来。他快步走进屋子，来到我就座的桌子跟前。

“她自杀死了。”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说什么！”我叫道，吓了一跳。

他动了动嘴唇，仿佛想讲话，但是没发出声音。他呜呜哝哝的，像一个白痴。我的心在胸间怦怦跳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下子发起火来。

“老天爷呀，稳住点神，伙计，”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

他的两只手做了一些绝望的手势，嘴里还是说不出话来。他也许吓得不会说话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了，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狠狠地摇晃他。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充当了那样一个傻瓜深感恼火。估计过去几夜我都没睡好觉，神经绷不住了。

“让我坐下吧。”他最后大喘着气说。

我给他倒了一杯圣加尔米耶红葡萄酒给他喝。我把酒杯端到了他的嘴边，仿佛他成了一个小孩子。他一口吞下葡萄酒，一些酒液溅到了他衬衫的前襟上。

“谁自杀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种傻话，因为我很清楚他说的是谁。他挣扎着镇定下来。

“他们昨天夜里大吵了一架。他出走了。”

“她死了吗？”

“没有。他们把她弄到医院去了。”

“那么，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呢？”我不耐烦地嚷道，“你干吗说她死了？”

“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这样和我讲话，我什么都说不清楚。”

我把两手攥得紧紧的，设法控制住我的火气。我做出一副笑脸。

“对不起。你缓缓气儿。别着急，你是好样的。”

他圆圆的蓝眼睛在眼镜后面充满恐惧之色，令人害怕。他戴的放大眼镜片让那双圆眼变了样子。

“今天早上门房上楼去取信，按响门铃没有人来开门。门房听见有人在呻吟。屋门没有锁上，她就进去了。布兰奇躺在床上，难受得非常厉害。桌子上放着一瓶草酸。”

斯特罗伊夫把脸掩在两只手后面，前后地摇晃着，不停地呻吟。

“她还清醒吗？”

“是的。哦，但愿你知道她在受什么罪就好了。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啊。”

他的声音直往上升，变成了一种尖叫。

“真该死，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不耐烦地嚷嚷道，“她受不了也得受。”

“你怎么这样冷酷呢？”

“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叫来了医生，把我找来，还叫了警察。我过去给了门房二十个法郎，告诉她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要她务必叫我去。”

他停下来一会儿，我看出来他不得不告诉我的话很难启齿。

“我过去了，可她不和我说话。她要他们把我打发走。我发誓说我原谅她所做的一切，但她根本不听。她用头往墙上撞。医生吩咐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待在她身边了。她不停地说：‘让他走开！’我只好走开，在画室干等着。等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放在担架上，还要我躲进厨房里，这样她就不知道我在那里了。”

我一边穿衣服——因为斯特罗伊夫希望我马上跟他去医院——他一边告诉我，他已经把妻子安排进一个单间病房，这样一来她起码可以躲开那空气混浊、病人混杂的大病房了。在我们去医院的路上，他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要我在场——如果她仍然拒绝见他，也许她可以见见我。他恳求我告诉她他还爱着她，一点也不会责怪她，只是一心想帮助她；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就是等她康复了，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劝她回到他身边；她是完全自由的。

然而，等来到医院——那是一座荒凉的毫无生气的建筑物，看上一眼都会让人心里难受——我们被人东支使西支使的，出了这个办公室又进那个办公室，没完没了地爬楼梯，空荡荡的长走廊走了一条又一条，终于找到了负责这个病人的医生。我们听他说病人病得厉害，当天谁都不能见。医生是一个留胡子的小个子男人，身穿白大褂，态度不是很友好。他显然是看病就只管看病，公事公办，把心急如焚的亲属当作麻烦，不讲任何情面。再说了，在他看来这种事屡见不鲜。病人只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和情人吵了一架，就喝了毒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开始，他以为德克是病人服毒的祸根，毫无必要地顶撞了德克几句。当我说明他是病人的丈夫，着急告诉妻子他既往不咎时，医生突然打量起德克来，两只眼睛好奇地搜寻着什么。我好像在他的眼里看出来一丝揶揄的意思。确实，斯特罗伊夫看样子就是那种受老婆欺骗的丈夫。医生微微地耸了耸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