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脑电波受害者（第3/5页）

有一天，我被告发了，罪名是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林副统帅——那时，林彪飞机坠毁的事国内还没有公布，大家都以为他依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于是，收音机被缴获，我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被关在连部的小黑屋里半个月才被放出来。但是，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有乌仁哈沁，有她给我送饭。我甚至没有想过，是谁去告的密。那时的我，就是那样没心没肺，睥睨生活中的艰难和危险，只沉浸在乌仁哈沁带给我的爱情和肉体欢娱中。

这段快乐时光的结束，起于我接到的一封电报。电报说我的母亲在山西乡下去世，父亲也病得厉害，希望能见我一面。我把这件事告诉乌仁哈沁，她抓着我的手哭了，说害怕我去了再也不回来。我说，因为有她在我一定会回来，更何况天下虽大，草原之外哪里还有我的容身处？

劝通了乌仁哈沁，我拿着电报去找连队指导员请假，却被拒绝了，因为我依然是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属于被管制的对象，只有劳动改造的义务而没有探亲的权利。

我熟读《孙膑兵法》，知道孙膑靠装疯而躲避庞涓迫害的故事，决定效仿他。于是我开始装疯，吃牛屎给人看。我没有告诉乌仁哈沁实情，以保守秘密。为了演得更逼真，我把乌仁哈沁家的蒙古包砍坏，甚至不顾她的眼泪，用拳头击打她。装疯装得最厉害的一次，我拿着斧头在连队追杀指导员。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那是1971年的夏天，连指导员穿着一件白衬衣，他跑的时候，没扣纽扣的衬衫被风吹起，我看准了，一斧头劈下去，将衬衣的背部从背心处到下摆划为两截。

我因疯狂报复革命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关进了东乌旗的监狱。这一次，我是真的害怕了，在监狱被打得豪气全无，只想活着出去，好到母亲的坟上祭拜，去见父亲一面。乌仁哈沁也没再给我送饭，甚至连面也没有露。

在恐惧之中，我开始回想：收音机的事是谁告的密？我一个人住一间小土坯房，平时也没有别的知青来串门，要是有人告发我，最有可能的就是乌仁哈沁。

我想她，也恨她。随着在监狱里一天天关下去，仇恨超过了思念。

我再一次疯了，这一次不是装的，是真疯。整日里在牢房里号叫，像孙膑那样，把屎往自己的嘴巴里送。疯的时候，还少一些痛苦，清醒过来，我便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总觉得有人要告密、要害我。

我脑子里有那么多反动思想：思念自己的反动父母，这是划不清界限；想找出把母亲害死的凶手（如果有的话），这是疯狂反扑；迷恋和乌仁哈沁在草原上打滚的日子，这是生活腐化堕落；我甚至想到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地方看一看，到苏武牧羊的地方看一看，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更是里通外国——那两个地方现在分别在蒙古国和苏联；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过跨越边境线，跑到蒙古国和苏联去。

他们想害我！

是的，每个人都想害我，连里的、团里的、师里的人，还有乌仁哈沁！

他们用仪器探测我的大脑，搜寻我的脑电波，要找出我的反动思想！然后再枪毙我，置我于死地！

过了两年多，我被放出来了。林副主席叛国的事已众所周知，连指导员也因为奸污女知青被判了刑，我的罪名不成立了。我依然回到草原上，当一名羊倌。

我害怕见到乌仁哈沁，害怕她再次告密，又暗自希望见到她，但是她并没有再出现。我害怕所有的人，怕他们告密，因此不跟任何人接触。我也害怕羊群告密，时常会用套马杆痛打它们。害怕我的赤兔马告密，我用套马杆套住它的头，四面八方乱拽，威胁它：要是再敢当告密者，我就这样勒死它。

但是，他们搜集我的脑电波，勘察我的思想，甚至控制我的思想、我的身体，让我整日梦魇，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

“受迫害妄想症，那位年轻的军师应该接受治疗了。”司空炬心想。而王是非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知道，金属网是可以屏蔽电波的，于是找来各种金属丝，编织了一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在物理学上，这叫法拉第笼。草原上要找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因此，我的帽子也显得很是五彩斑斓：有铁丝、铜丝，有铅灰色也有亮橙色，有长有短。

不过，这顶帽子也并没能救我。他们的仪器功率太强大了，我依然时时刻刻感受到身体的异常和大脑的疼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能察觉到仪器勘察我脑电波时引起的一圈一圈的震荡。

我决定逃离。

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北，进入蒙古国境内，那算是真正的投敌叛国了；二是向南，到山西去拜母亲的坟。但到了蒙古国语言不通，如何谋生实在是个问题，我没有成算，最终还是决定向南，希望能通过这一次逃亡见到父亲，并且摆脱脑电波仪器对我的监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