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脑电波受害者（第2/5页）

会客厅中堂挂着一幅四尺宣的中国画，画的是三峡烟雨。前景两江汇合，江面宽阔，白帆点点；背景山形奇崛，烟雾缭绕，气势非凡；画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正中略偏左处，巨大的山体有一整面向里凹了进去，像一张拉足了的弓，而那面山体上寸草不生，乱石滚滚，明显是滑坡后的遗迹。因为这幅画跟以前见到过的都不一样，司空炬不由得看了一眼落款，只见上面写着：“丁亥年何建军作于旧金山都板街世界画廊。”心中粗粗一算：2007年，也差不多是十来年前了。

房间中唯一有些不协调的，是三峡烟雨图对面空墙上，那把孤零零的马头琴。

“王先生离国多年，还是未忘故土。”司空炬道。

“在洛杉矶住了快三十年，生活方式早就美国化了，但思维方式变不了。这个会客厅，也是这套房子里唯一按照中国古典方式布置的房间。我老了，没什么事干，除了睡觉，一天倒是有一大半时间待在这里。”王是非呵呵一笑，“对了，不用那么客气称呼我王先生，叫我军师就可以了，这是我在内蒙古插队时的绰号。在这边，人们也这样叫我。”军师叹息了一声，“四十多年了啊。我今天请你到这里来，就是想跟你聊聊我当年插队当知青的事，不知司空博士有没有兴趣听？”

说实在的，司空炬此时心里只想知道融资到底有没有着落，对于王是非的个人经历并没有兴趣，更何况四十多年前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不过，现在是有求于人，也不得不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还是从“军师”这个绰号说起吧。

我还在北京上中学时，就喜欢中国古代军事史，倾慕卫青、霍去病等追匈奴至漠北的大英雄，也崇拜游牧民族里有经略大志的苻坚和战神慕容垂等。《三国演义》里面的兵家诡计和战例我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又托同学搞来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鬼谷子》等兵法书，一有时间就阅读、揣摩。“军师”的绰号，就是中学同学起的。

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文革”中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20世纪60年代末又被下放到父亲的老家山西农村，连户口都注销了。幸好我那时已经读高一，能够一个人生活了。

1970年，我高中毕业，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当兵也无门。作为一个资深“狗崽子”，插队当知青是唯一出路。我选择了去内蒙古。说实话，我心里并不悲哀，甚至有些窃喜。一是因为在北京饱受歧视，也没什么意思；二是我插队的是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兵”字，好歹是个半军事化单位，也许能实现我跃马提枪的理想。

就这样，我和四千多名北京学生一道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成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三团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贺斯格乌拉牧场的一名羊倌。

同来的很多同学都悄悄抹泪，而我最初的日子却是快乐的，因为学会了骑马。我骑在那匹高大威武的枣红马身上，手持套马杆，把自己想象成骑在赤兔上的三国吕布。我有时突入羊群之中，将套马杆乱舞一气，眼前幻化出“三英战吕布”的场面。跟《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不同，我这个吕布总是大胜而归。

有时，我还会骑在我的赤兔身上，用套马杆将羊群分成两队，教它们行兵布阵，驱赶一群羊向另一群羊进攻。我有时高兴得哈哈大笑，有时也为羊们不懂兵法，不听指挥，而只是四处乱窜，咩咩乱叫而气恼。很多同学不适应大草原上的孤独，于我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羊们不会歧视我，也没有人发现我的胡闹。

来内蒙古没多久，我认识了乌仁哈沁。她是一个牧主的女儿，同样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的交往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因素。乌仁哈沁健康、丰满，骑在马上飒爽英姿，有着完全不同于汉族女子的风韵。我一有机会就去找她，陪她放牧，就这样慢慢亲密起来。乌仁哈沁，在蒙语里是鸳鸯的意思，我们也真像一对鸳鸯，一有机会就待在一起。我俩躲在蒙古包后面亲吻，在一望无际、了无人烟的草地上拥抱、打滚，在水汽升腾的地上疯狂做爱，把大簇大簇人一般高的鲜花压得七零八落，许下非汝不娶、非君不嫁的盟誓。

乌仁哈沁说喜欢我的知书识礼。躺在草原上，我给她讲蒙古族和汉族的历史故事，读书给她听。我从北京带来了一只单簧管，也时常吹给她听。我最喜欢吹的一首歌是斯蒂芬·柯林斯的《故乡的亲人》。

沿着那亲爱的斯瓦尼河畔，千里迢迢，在那里有我故乡的亲人，我终日在想念……

我高中时物理成绩很好，动手能力也不错。利用赶集的日子，我到公社和东乌旗买齐了东西，自己装了一部晶体管收音机。我时常带着收音机去找乌仁哈沁，和她一起听各种电台播放的歌曲，也听新闻——苏联和蒙古国的汉语节目，也有中国台湾的广播。我告诉乌仁哈沁，林彪背叛毛主席，出逃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了，那地方离我们五十三团并不远，只有几百千米。乌仁哈沁吓得瑟瑟发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却仰天大笑，豪气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