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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的车站

他驾车穿过一条条街道，朽烂车辆的锈蚀残骸堆成斜坡，拖吊车的长臂和黑色的塔式熔炼炉比比皆是。他只走后街小巷，偷偷摸进蔓城西区，开着气垫车冲进一条红砖峡谷，装甲车身在左右两边刮出火花，一头撞进积满煤灰的压缩垃圾垒成的墙壁。垃圾如雪崩般坍塌，几乎掩埋了气垫车，他松开控制器，看着泡沫骰子前后左右摇摆。油量计在十二个街区前就指在了空箱的位置上。

“刚才发生了什么？”她说，仪表盘的灯光将她的颧骨照成绿色。

“我击落了一架直升机。偶然而已，我们运气不错。”

“不，我是说那以后……我做了个梦。”

“你梦到了什么？”

“庞然巨物，在移动……”

“你好像癫痫发作了。”

“我生病了吗？你认为我生病了吗？公司为什么想杀我？”

“我不认为你生病了。”

她解开安全带，爬过座椅，缩进他们睡觉的狭小空间。“那是个噩梦……”她开始颤抖。特纳解开安全带，挤到她身旁，把她的脑袋抱在怀里，抚摸她的头发，顺着她精致的颅骨向后捋，卡在她的耳后。绿色的辉光之中，她的脸像是从梦境里拽出来的废弃物，裹着骨头的皮肤光滑而细嫩。黑色运动衫的拉链拉开了一半，他用指尖抚摸她锁骨的脆弱线条。她的皮肤凉丝丝的，因为出汗而潮湿。她紧贴住他。

他闭上眼睛，看见自己的身体在洒满阳光的床上，棕色硬木的风扇在头顶缓缓转动。他的身体拼命冲刺，抽搐得像是被截断的肢体，艾莉森的头部向后甩去，张着嘴，嘴唇紧紧地包裹牙齿。

安琪把脸贴在他的颈窝里。

她呻吟起来，忽然身体一挺，向后翻倒。“雇佣枪手。”那个声音说。特纳贴在驾驶座上，左轮的枪管上，仪表盘的绿色辉光映出一条直线，瞄准器的发光准星遮住了安琪的左眼瞳孔。

“别怕。”那个声音说。

他放下枪，“你回来了。”

“不，之前和你说话的是雷格巴。我是萨梅迪。”

“星期六？”

“星期六男爵，雇佣枪手。你在某个山坡见过我一次。鲜血洒在你身上仿佛露珠。那天我饮尽了你的心脏。”安琪的身体剧烈抽搐，“你很熟悉这个城市……”

“对。”他看着安琪的面部肌肉绷紧和松弛，将她的五官铸造成另一张脸。

“很好。把车留在这里，你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但你要顺着车站向北走。去纽约。今夜。我将用雷格巴的骏马给你指路，你将为我杀人……”

“杀谁？”

“你最想杀的那个人，雇佣枪手。”

安琪呻吟颤抖，开始啜泣。

“没事了，”他说，“我们还有一半路程就到家了。”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呢？他心想，扶着她离开座位；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家。他在风雪衣口袋里翻出弹药，换掉他用在本田直升机上的那筒子弹。他在仪表盘的工具箱里找到一把溅了几滴油漆的美工刀，切开风雪衣的防撕尼龙衬里，数以百万计的绝热聚合物微管倾泻而出。他扯掉衬里，把左轮插进肩套，穿上风雪衣。风雪衣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像是超大尺码的雨衣，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大号左轮的痕迹。

“你这是做什么？”她说，用手背擦嘴。

“因为外面很热，但我必须盖住枪。”

他把装满新日元的自封袋塞进口袋。“走吧，”他说，“咱们去乘地铁……”

冷凝水不停从旧乔治敦的拱顶滴落，修建拱顶的四十年前，衰败的联邦政府迁移去了麦克林以南。华盛顿始终是个南方人的城市，要是从波士顿搭火车一站一站乘过来，你就能感觉到蔓城的口音变化。特区树木茂盛，绿意盎然，树叶反射着弧光灯的亮光，特纳和安琪拉・米切尔走在杜邦圆环和车站的破损人行道上。圆环里扔着些铁皮桶，有人在圆环中央雕像的大理石水碗里点了篝火。沉默的黑影坐在摊开的毛毯上，目送他们经过，毛毯上摆着五花八门的夸张货物：黑色塑料唱碟被潮气泡涨的纸板封面，破旧的义肢上挂着粗糙的神经插头，积灰的玻璃鱼缸里放满了圆角长方形的不锈钢狗牌，橡皮筋勒着的一叠叠褪色明信片，还没拆掉批发商塑料包装的廉价印度电极，彼此不配的陶瓷调料瓶套装，凹痕累累的铁皮垃圾筒上印着某个总统的肖像——特纳似乎记得他叫什么（卡特？格罗夫纳？），模糊的纪念碑全息像……

车站出入口旁边的阴影里，特纳和身穿白色牛仔裤的中国男孩悄声讨价还价，用鲁迪给的最小面额的钞票换了九个合金代币，代币上印着BAMA公交公司的标记。

进站用了两个代币，在自动售货机上买难喝的咖啡和不新鲜的酥皮点心又用了三个。剩下四个带着他们向北走，列车无声无息地在磁悬浮轨道上疾驰。他搂着安琪靠在椅背上，假装闭上眼睛，在对面的窗户上凝视两人的倒影。高个子男人，面容憔悴，好几天没刮胡子，颓丧地缩在座位里，身旁蜷缩着眼神空洞的女孩。自从两人离开他扔下气垫车的那条小巷，她还没有开口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