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8页）

呃……几乎所有人都向他讲述了故事。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没有，这可能跟曼彻斯特后来对她的严厉态度有关。玛丽娜（我写作此书时依然活着）将视线放在丈夫的懦夫行动之后获利的机会上，谁能责备她呢？有意读她的全部回忆录的读者可以从《玛丽娜与李》中找到，作者是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我不怎么相信她说的话（除非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印证），但是我佩服——有点儿不情愿，真的——她的求生技巧。

本来，1972年我就想写这本书。我之所以放弃了这个想法，是因为作为一名全职教师，需要的调查工作令人畏缩。当我最终决定继续时，我很自然地找到老朋友拉斯·多尔帮忙研究。他还为我的另一部长篇《穹顶之下》提供了系统支持，这一次他应付自如。我写这篇后记之际，我的周围摆满研究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拉斯在我们对达拉斯详尽（而又疲惫）的旅行中间拍摄的视频，以及一英尺高的电子邮件回信，这些是针对我的各种问题——从1958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到世纪中叶的窃听装备——给予的回复。是拉斯找到了埃德温·沃克的住址，地点正好位于11月22日车队行进的路线上（过去很和谐），也是拉斯——经过研究达拉斯的各种档案——找到那个最奇怪的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在1963年可能的住址。顺便提一下，德·莫伦斯乔特先生1963年4月10日晚上在哪里？很可能不在旋转木马夜总会，也许他在将军遇袭时有不在场证据，但是我没能找到。

我讨厌用奥斯卡金像奖获奖感言的口气烦扰读者——我对这样的作家非常愤怒——但我还是得向其他人员致敬。第一位是加里·麦克，达拉斯第六楼博物馆馆长。他回答了不计其数的问题，有时候在我愚蠢的脑袋明白之前得讲两三遍。我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之旅非常必要，他用无尽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让我深受启发。

还要感谢妮古拉·朗福德，第六楼博物馆的执行董事，以及藏品和知识产权董事梅甘·布赖恩特。达拉斯公共图书馆历史部的布赖恩·柯林斯和雷切尔·豪厄尔让我观看了老电影（有些非常有趣），展示了1960年到1963年达拉斯的面貌。达拉斯历史学会的研究员苏珊·理查兹也提供了帮助，还有埃米·布伦菲尔德，戴维·雷诺兹，以及阿道弗斯酒店的工作人员。老达拉斯人马丁·诺布尔斯载着我和拉斯在达拉斯兜了一圈。他带我们去了已经关闭但依然矗立的达拉斯电影院，奥斯瓦尔德被抓的地方。还带我们去了埃德温·沃克以前的住所，去了格林维尔大道（不再像沃斯堡之前的酒吧和妓院区那么令人厌恶），去了梅赛德斯街，但是2703号已不复存在。房子的确是在一场龙卷风中被吹走……尽管不是在1963年。向迈克·“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致敬，他出于慈善目的捐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想感谢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和她的丈夫，肯尼迪的助手迪克·古德温，帮助我思考如果肯尼迪幸存下来的话，最糟糕的情况。他们认为，乔治·华莱士会成为第三十七任总统……我越想也越觉得有可能。我的儿子，小说作家乔·希尔，指出我没有考虑到的时空穿越的几个后果。他还想出了一个更新鲜、更好的结尾。乔，你行。

我想感谢我的妻子，我的第一位特别的读者，最严厉最公正的批评家。她是肯尼迪热情的支持者，在肯尼迪遇刺之前不久亲眼见过他，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塔碧莎一向是个反向投资者（这并没有让我惊讶，也不应当让你惊讶），站在阴谋理论家们一边。

到目前为止我有没有弄错事实？当然有。有没有对事实加以改变来适应我的故事发展？当然有。打个比方，李和玛丽娜确实去了乔治·布埃的欢迎聚会，出席者主要是该地区的苏联流亡分子，李确实憎恨这些背叛祖国苏联的中产阶级公民，但是聚会比书中的时间晚了三个星期。李，玛丽娜和琼确实住在西尼利街214号，我不知道谁——如果有人的话——住在一楼。但是我确实拜访过（花了二十美元），如果不能利用这一布局我会感觉很惭愧。那是个多么狭小的地方啊。

然而，总的来说，我尊重事实。

有些人会反驳说我对达拉斯市过于苛刻。请恕我不敢苟同。总之，杰克·埃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允许我这么随意，至少在1963年达拉斯与我的描述并无二致。肯尼迪降落在拉菲尔德那天，达拉斯是个充满憎恨的城市。南部联邦旗帜迎风飘扬，美国国旗被倒挂。机场有些观众举着“帮助肯尼迪扑灭民主”的标语。不久之前，十一月份，阿德莱·史蒂文森和“小瓢虫”·约翰逊夫人都遭到达拉斯选民吐口水。这些朝约翰逊夫人吐口水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