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是两个问题仍然困扰着大家:李·奥斯瓦尔德真的是扣动扳机的人吗?果真如此的话,他是否独自一人参与行动?我在《11/22/63》中所写的内容并不会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因为时空穿越只是有趣的虚构。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好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依然存在,我想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满意的回应:卡伦·卡琳。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注脚的注脚。而且……

杰克·鲁比在达拉斯拥有一家脱衣舞表演夜总会,名叫旋转木马夜总会。卡琳的母亲,艺名叫做小林恩,在夜总会跳舞。在暗杀发生当晚,鲁比接到了卡琳小姐的电话,说她十二月份的房租还欠二十五美元,急切希望鲁比能借钱给她,免得她被扫地出门。他会帮忙吗?

杰克·鲁比脑子里正被别的事情占据,对她言辞粗鲁(实际上,这是达拉斯才华横溢的杰克唯一的一面)。他非常震惊备受尊敬的总统在自己的城市被人暗杀,并反复向朋友和亲戚表示这对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孩子非常糟糕。想到肯尼迪夫人不得不回到达拉斯参加奥斯瓦尔德的审判,鲁比十分痛心。这位遗孀会成为全国的奇观,用他的话说。她的悲痛将成为小报的爆料。

当然,除非李·奥斯瓦尔德黯然倒下。

达拉斯警察局的所有人跟杰克至少都有点头之交。他和他的“妻子”——他这么称呼他的小腊肠狗希巴——经常造访达拉斯警察局。他分发夜总会的免费入场券,当警察造访他的夜总会时,他赠送免费饮料。于是11月23日,星期六,当他出现在警察局时没人留意。当奥斯瓦尔德被带到媒体面前,声称自己无辜时,鲁比正在那里。

他带了枪(没错,又是一把点38式柯尔特眼镜蛇手枪),他已蓄谋杀掉奥斯瓦尔德。但是房间里很挤,鲁比被推到后面。然后,奥斯瓦尔德安然离去。

于是杰克·鲁比放弃了。

星期天临近中午,他去了距离达拉斯警察局一个街区远的西联汇款公司,给小林恩汇了一张二十五美元的汇票。然后他闲逛着走进警察局。他以为奥斯瓦尔德已经被转移到了达拉斯县监狱,所以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警察局前他感到很惊讶。人群中有记者、新闻采访车,还有普通观众。转移行动没有如期进行。

鲁比带着枪,慢慢走到警察局的车库。毫无阻碍。有些警察甚至向他问好,鲁比也向他们问好。奥斯瓦尔德还在楼上。在最后一刻,他还问看守他能不能穿上毛衣,因为他的衬衫上有个洞。绕道取毛衣花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但是这已经足够——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鲁比射中了奥斯瓦尔德的肚子。当一大堆警察将杰克按倒在地时,他还喊道:“嗨,伙计们,我是杰克·鲁比!你们都认识我!”

奥斯瓦尔德随即死于帕克兰医院,没有机会做任何陈述。因为那位急需二十五美元的脱衣舞者,因为奥斯瓦尔德想穿毛衣爱炫耀,他没有得到审判,没有机会认罪。他有关1963年11月22日的事件最后的陈述就是:“我是个替罪羊。”关于他所说的是否是真话的争论从未休止。

在小说一开始,杰克·埃平的朋友阿尔认为奥斯瓦尔德是独行枪手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五。在阅读了跟此话题相关、几乎跟我一样高的一摞书籍和文章之后,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甚至百分之九十九。因为所有这些描述,包括阴谋理论家们的描述,都给我讲述了同样简单的美国故事:这是一位醉心名声而又十分危险的无名小卒,发现自己正好处于合适的位置,能够赌赌运气。成功的几率很高吗?是的。那种几率跟彩票中奖的几率一样,但是每天都有人中奖。

我准备写这部小说时读到的可能最有价值的材料包括杰拉尔德·波斯纳的《结案》;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罗伯特·陆德伦[202]一类的疯狂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的《传奇》;诺曼·梅勒[203]的《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以及托马斯·马隆的《佩因夫人的车库》。最后一本书精彩地分析了各种阴谋理论家以及他们从一个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的欲望。梅勒也很出色。他说他进行这个项目(包括广泛地采访在明斯克认识李·奥斯瓦尔德的苏联人)时相信奥斯瓦尔德只是阴谋的牺牲品,但是最终——不情愿地——相信恶心的沃伦委员会是正确的:奥斯瓦尔德是独自行动的。

然而,一个有理性的人很难相信。奥卡姆剃刀原理——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正确的。

威廉·曼彻斯特的《总统之死》也让我受益匪浅——深受感动,甚至倍感震撼。他对有些情况的理解大错特错,他用华丽的辞藻大肆渲染(比方说,说玛丽娜·奥斯瓦尔德“眼光锐利”),对奥斯瓦尔德动机的分析既肤浅又充满敌意,但是他的巨著,发表于达拉斯那个午餐时间发生的悲剧四年之后,写作时间最接近刺杀时间,写作之际,很多参与者还活在世上,他们的回忆依然清晰。在杰奎琳·肯尼迪有条件的同意下,大家都向曼彻斯特讲述故事。尽管他对灾难发生之后的描述有些夸张,但是对于11月22日有关事件的叙述既令人胆寒又异常生动,如同亚伯拉罕·泽普鲁德[204]电影的文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