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第3/3页）

很多在1949年留在大陆的人显然也有他们的“怀疑，害怕和担心”。在知识界和工商界内部就是这样的。在学生调查中，大多数人偏向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较之国民党一党专政，青睐共产党独享政权的人更少。年长的知识分子直到认为通往自由化改革的路不复存在后，才转而有保留地支持共产党。尽管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智地做出接受共产党的决定，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旗帜鲜明地拥护新政权，或者他们愿意做出的妥协是根本的或永久的。他们接受了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中提出的大多数目标，但是显然没有接受共产党一党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

但是，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保留只是部分的。这样的保留更多的是针对共产党统治的形式，而对于现行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和政策内容，以称赞者居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双重态度反映了共产党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成功。正是这些相同的问题，使得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大减。

首先，共产党良好的诚信记录在1949年为他们争取到了不少好感。国民党有一个习惯，“说一套做一套”，颁布改革方法但是从来不实施。而相形之下，共产党有言必行的名声，使得他们的政策得到实施，错误得以改正。共产党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人怀疑这是他们的目标。但是共产党还说实现这个目标要花费很多年，同时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里每个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以及工人和拥有土地的农民——都有一个位置，都被需要。既然共产党这么说了，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就倾向于相信。

其次，在执政清廉、政治能力和解决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上，到1949年末为止，共产党的记录可圈可点。虽然共产党在管理城市和工业上缺少经验，但还是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中国最基本的城市问题。1949年3月，当毛泽东来到北平时，共产党管理城市的直接经验还仅限于张家口、哈尔滨和一些其他东北的中等城市，时间也不足四年，然而他们很好地运用了这些经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考虑城市问题时多次克服了理想主义冲动，这是新当权的左翼政党普遍会有的毛病。

从一开始，在张家口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热情高涨，想要根据新民主主义原则解决所有中国城市问题，他们对劳动者和管理方都做出承诺，但是很快发现兑现不了。1947年末，随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运动到来，正式提出了对理想主义冲动的批驳。在这一时间，党对工商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明显发生转变，将此改为实现生产的最大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实现全面胜利。新路线强调与私人资本的合作，国营企业的合理化管理以及把知识分子争取过来的必要性——而不考虑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相左。根据需要或政治标准给劳动者发放报酬的行为被官方取消，取代以根据技术、资历和努力有差别地发放工资。解决工人阶级物质困难的目标没有被抛弃而是延期了，当下仅限于基本保障和将通货膨胀对工人生活水准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为国营企业工人开设的实验性的劳动保险计划也体现了“明天会更好”的承诺。这一计划在1949年初在东北实行。

1948年的反“左”倾运动为1949年成功接收城市打下了基础。与四年前国民党的表现相比——当时它从日本人那里接收了很多城市，这些城市恰恰就是共产党后来从它那里接收的城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表现值得注意。共产党的人员，包括军队人员和文职人员，在1949年抵达中国最大城市的中心时，表现都堪作模范。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不受利诱的官兵主动地保护公有和私有的财产；工商业企业得到保护，秋毫无犯，在条件允许的地方，生产照常进行。

政治上，接收城市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城市各拥护力量组成的广泛的联盟。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文职官员和知识阶层都被包括在内。用这样的办法，共产党在过渡时期从这些直到最后还站在国民党一边的群体那里得到了所需的支持。共产党没有将他们斥为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加入进来，维持国家日常的行政管理，恢复经济，扩充乘胜追击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这一做法最明显地体现在党对待新解放城市的学生的态度上。党暂时忽略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将他们安排在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上，让他们作为干部负责政策的实行。

然而，即使在这个层面，共产党也是有得有失。在1949年后不久，他们尝试做了国民党在接收沦陷区时因为忽略没做而受到诟病的所有事情，涉及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但是，虽然共产党统治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极值，但是稳定经济的措施直到几个月后才显示出明显的效果。这很大程度因为留给新政权的问题无比棘手，但是也与它自己的行为和缺少经验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城市里经济的混乱和货币的不稳定。这些问题部分地损害了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