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在城市，广大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幻灭开始于1945—1946年，正是它回到沦陷区的这一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能”“腐败”已经成为大后方的标准缩略语，用来概括国民党统治的弱点。在1945年8月以后，在华东、华北、东北的沦陷区城市，几乎所有人的亲身体验都在诠释着这两个词语。由于这个政府八年来一直代表着民族不屈的意志，如今目睹了它的无能和腐败，这些地区民众的幻灭感或许会更强一些。对回归的国民党的欢迎在几周之内就冷却了下来。

为接收而设立的行政机构混乱不堪，没有能力履行相应的任务。由于缺少恰当的制度约束，在机构中做事的人无法出淤泥而不染。当接收官员——文官也好，武官也好——争先恐后地为自己攫取日伪所有或占领的财产时，腐败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外，接收政策有的被错误理解，有的执行不当。光复区的工业生产暂停以及内地的不景气造成工人失业，又没有足够的救济金来让他们渡过几个月的失业难关。在战时维持着大后方生产的内地实业家，由于预期中的政府补偿没有到位，被逼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苏浙地区，将伪币转换成法币的官方汇率令伪币贬值，实业家和商人受到了伤害。学生和老师被政府的教育复兴政策所触怒，该政策将他们降为汉奸的地位——而很多曾经与汪精卫傀儡政权打得火热的人却能够通过收买接收大员得到尊重。

尽管如此，接收期间，人们并没有产生要挑战国民党统治权的念头。他们不要求换政府，只要求对当权政府进行改革。对国民党来说，很不幸的是，在接收期间激起如此广泛批评的问题，大多数从来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日本刚一投降，暂时的混乱和弊政本无可厚非，但是经年累月没有起色就不应该了，城市居民渐渐开始对国民党统治不满。

经济上的持续管理不当，其后果甚至更严重。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只是它在经济上所犯错误中最戏剧化的一个例子。对印钞的依赖也许有一个最危险的后果，即政府误以为可以相对不费力地解决它的财政问题。确实，这种方法让大后方挨过了抗日战争。但是事实最终证明，这一解决方法比节约和自力更生这些似乎一开始做起来更困难的方法要更危险。物价上涨压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除非政府能坚决而广泛地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新形势下需要的是节约和自力更生，但对于这些艰苦的方法，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政府领袖仍选择用抗日战争时的筹资方法来为攻打共产党的战争筹资。结果是除了应对城市经济恶化，国民党政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任何其他的事。

更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为劳工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契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些劳工突然摆脱了八年日本统治和此前的十年国民党控制的束缚。在物价飞涨的背景下，政府无法重新确立战前对劳动力的控制。在日本投降后的前六个月，劳工毫不理会官方规定的解决劳动者和管理方争端的程序，且并不因此受到惩罚。结果，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认劳工的要求：工资自动根据生活成本的上涨而做出调整。

这一决定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互相催涨，还损害了国民党与工商业长期的同盟关系。政府事实上被迫用企业主的不满为代价，换得劳工阵线的断断续续的平静。企业主认为对劳工的让步是生产成本激增的一个原因。虽然高昂的工资支出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政府无法让它的指责者信服。原因是：问题的其他部分不是由通货膨胀本身造成的，就是由一些不当举措造成的（政府试图用这些措施将通货膨胀的后果降至最低），而政府几乎对这所有的一切负有责任。工商界的不满在1948年8月改革时达到顶峰，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会开始公开谴责政府的政策。

同时，工商界和老百姓一度用更实在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缺少的信心。当政府发行债券时，商界和金融界拒绝做出积极回应。公众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即：另找地方投资自己的储蓄，而不把它存入银行。在1947年和1948年实行紧急改革方案时期，商人不再向商品价格受到管制的城市供货。企业主忙于囤积和投机，因为这比正常的商业和生产活动更有利可图，但却使经济更难走出“衰退—失业”的低谷。政府对经济的处理失当普遍侵蚀了大众对它执政能力的信心。政府大多数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的举措都不起作用，这造成了大众失去信心，而大众失去信心又反过来加剧了政府的政策失灵。政府无法劝说（也不愿强制）人们遵守改革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被认为是与共产党做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